星洲电子报
　 
1999/10/10 
《 明 辩 事 非 》 
知 识 份 子 的 边 缘 化 
记 录 ／ 邓 丽 萍 
摄 影 ／ 曾 毓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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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知识份子？

２０世纪对知识份子的两个定义，基本上是对立的。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份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具有知识份子的作用。”而班达对知识份子的定义却是：“知识份子是一小
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他们构成社
会的良心。”

知识份子究竟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少数的精英？他们在社会上扮演著怎么样
功能的角色？

主持人：
萧依钊（简称萧）
星洲日报副总编辑

对谈者：
李欧梵（简称梵）
哈佛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李焯然（简称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王润华（简称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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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李欧梵教授提出边缘论，即知识份子如何保持一种边缘的地位和角色，和
中心保持距离，而且发挥对中心的批评功能。在马来西亚，马华文学是大陆文
学为中心以外的边缘文学；在大马本土，马华文化也是处于以马来文化为主流
的边缘化的处境。请你们谈一谈文化与文学“边缘化”的问题。

梵：就像我现在的情况，在美国我处在文化的边缘，相对于大陆的中华文化，
我也是处在边缘。我觉得两个边缘就比两个中心厉害，因为边缘人物永远可以
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徘徊、交流。所以，对我而言，中国的近代史，即从18世纪
至19世纪以后，社会改革的新思想都是出自当时的边缘，由香港、上海等地先
提出来，然后内陆才开始改革。从这里引伸开来，我认为现代的文化是多元
的，不是大一统的。事实上，边缘和中心的关系会越来越暧昧，只有身处于中
心的人会一厢情愿地以为事情很简单。比如现在的北京人认为香港、广州没有
甚么了不起。所以我有一种预言：知识份子应该是属于边缘的。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总是把自己放在中心的地方，以为影响皇帝就可以改革，这
个传统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六四事件也是其中一例，连学生都以为可以影响政
府的政策，可以和赵紫阳结合起来，这是不行的。

我现在的想法更极端，我觉得连知识份子这个名称都应打上问号。甚么叫做知
识份子？在这个时代，对“知识份子是社会的良心、为民请命”等说法，恐怕
都要重新考虑。因为我接触到很多在美国流亡的中国知识份子，连买牙刷都不
会的。他们顾著写东西，没有想到这些作品应该怎样流传。这些自称为“知识
份子”者却不懂生活常识。所以，我觉得知识份子应该自我反省：到底自己在
历史上扮演甚么角色？

事实上，余英时便曾说过，知识份子已一步一步退到边缘，这是不可避免的历
史趋势。

然：其实，杜维明的看法和李欧梵教授很接近。他认为现在儒家是以边缘为中
心。这有一点反客为主的现象，就是边缘变成中心，中心反而没落了。从中国
历史传统来看，边缘其实扮演著带头作用，许多边缘后来变成中心，比如朱
熹、王阳明等先哲，都是由边缘的思想家变成核心人物。即使文学也是如此，
原本的通俗文学，后来都变成经典文学。

王：以马新作家为例，殖民地时期以英文创作的作家以欧洲为中心，用中文创
作的则以中国为中心。渐渐地他们被排挤到边缘，只好站在边缘的角度，用边
缘的题材来创作，写出具有自我风格的作品。比如东马长大的李永平所写的《
拉子妇》，从题材到语言都具有特色，和台湾或大陆文学迥然不同，反而被他
们接受。从诺贝尔文学奖历届得奖名单便可看出，许多以英文写作的得奖人并
非来自英国或欧美等英语系的中心国家，反而是来自南非、西印度群岛等边缘
地区。

萧：你们觉得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和现代的知识份子之间的定位有何分别？

梵：读书人这个名称不知道是甚么时候开始用的，读书人予人的刻板印象是书
呆子，或者很清高，却不一定是在学院里，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甚么大学。中国
有一个很强的政治传统，士大夫原是读书人，然后科举入仕。退隐传统往往不
受重视，在文学方面反而较显著，尤其是明、清以后，退隐文人愈多。

五四时代把中国知识份子这个名词发扬光大，即知识份子要为民请命、作为社
会的良心，扮演著启蒙及救亡的角色。事实上，这表露了知识份子自我为主的
心态，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
时，学院只是社会的一部份。陈独秀当北大文学院院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
办《新青年》杂志；鲁迅在北京师大教中国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写了
《阿Ｑ正传》。

这种情况到20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分化，研究学术的人变成学者。现在，学术
专业化以后，大部份有知识的人都回到学院里，所以，在美国所谓的知识份
子，一般就是指教授，西方根本没有五西这个传统。所以，我在美国倒过来
讲，知识份子应像杜维明所讲的“公众智识份子”（PUBLICINTELLECTUAL，杜
维明使用“智识”而不采用通行的“知识”，是沿用香港新亚书院创办人之一
钱穆的观点。杜维明认为，“智识”有智慧和见识的涵义，显然比“知识”的
意味深长。”），不能只在学院里教书，你要对社会有所承担。如果你反种族
歧视，你要真的进入社会，你要写文章，而且要让一般人看得懂。

中国的情况相反，五四以后，知识份子自我感觉太好了，每个人都自我膨胀，
总觉得自己写几篇文章就可以影响天下，哪有这回事？所以我觉得对知识份子
的定义和角色应有所怀疑。刘再复和我谈了很久，他认为自大、自我为中心、
自以为可以改变世界的知识份子现在还是存在，而且在北京很多，这完全和“
以中原为中心”的论点是一样的。

我既然提倡“边缘论”，就必须对知识份子的角色抱持怀疑的态度，然而，却
引起极大的争论。

王：知识份子所建立起来的学术权威，这十多年来已逐渐被破坏得很厉害。比
如，以前的学者，在大学教书，拥有某个学位，写过几本书，他对某一本文学
书籍的解读是权威，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根据他的分析。但是，在现在的文学批
评界里，读者拥有很大的诠释权利，这是对知识份子所建立起来的权威的一种
颠覆。

然：我忽然想到李欧梵所讲的：“五四知识青年的观念有点复古，即把知识和
经世结合起来。”本来，在中国传统里，读书和经世是结合的。后来，所谓的
知识份子观念变成一种学院派、象牙塔里的东西，已经和传统完全不一样。现
在，我们所谈的“公众智识份子”其实也和古代的士大夫有著相通的意识，就
是除了读书以外，他们不一定做官，但是对社会、国家有一种归属感和抱负，
可能会有一点点自大，认为自己可以改变这世界，像王安石变法一样，知识和
经世是结合的。所以，五四便有一种复古的概念，然而却又不能说复古，因为
它提倡的是创新。

梵：对，五四就是因为科举废除而改变了知识份子的影响方式，以前的士大夫
影响政府，现在变成影响社会，可说是殊途同归。

然：余英时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自从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知识份子就觉
得读书和做官完全是两回事。”经过这个失败以后，知识份子对自己有了新的
看法和界定。以前，知识份子自觉可以改变世界，经此一役后，他们开始发觉
还有很多发生影响的因素，皇帝是否重用你、环境是否对你有利等等，那是个
人没有办法改变的事。传统知识份子把读书和经世结合，乃是教育潜移默化的
结果。

萧：刚才你们提到“公众智识份子”（PublicIntelectual）的名词，第一次
我看到杜维明在《明报月刊》发表这样的言论，后来陆陆续续在各种严肃的学
术刊物中看到其他学者提到这些见解，相信许多关心严肃课题的人都会接受他
们的看法，这也是一种知识份子的作用，即引导整个社会的思潮。

梵：这可能是从五四的启蒙传统引伸出来的，就是当一个知识份子提出某个概
念时，其他人便跟著前呼后应。最近的情况是，比如杜维明谈到“终极关
怀”，大陆的学者竞相引用。事实上，在引用的过程中已经发生很多误差了。

如果把知识份子这名词切开来，知识的意义并不完全是新的知识，知识本身包
括思考，即利用比较抽象的方法来思考某种知识。这是美国学院比较好的传
统，使知识份子不会有自我膨胀的现象。可能美国学院的缺点就是：有时是为
了批评而批评。我觉得中国的知识界反而没有做到全面，这包括介绍新的知
识、新的思想，或者一种反思。这种反思的人物在西方的哲学界是很重要的，
比如尼采，便是一个反思哲学家，有了反思，才会有所归纳。

现在，中国学术界也有反思的现象，只是我觉得还不太足够。甚至有的现代思
想还非常混乱。

萧：知识份子给自己提出一个改革社会的使命感，他们愿意扮演一种悲壮的角
色。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却被形容为“自我膨
胀”。你们不认为一个知识份子拥有使命感是很好的吗？没有使命感的知识份
子不是更不可取？他们应如何平衡？

梵：现在的使命感定义在哪里？对我来说，任何人都可以有使命感，不只限于
知识份子。使命感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并不是知识份子的权利或义务。在大
马，由于出现了政治危机，知识份子便挺身而出。印尼也是这样。可是，在其
他地方，情况不一样。中国在六四以后，整个知识界非常混乱，他们的使命感
在哪里？四、五个流派中没有一个认为他们可以改变社会，最多做一点批判而
已。真正想要改变社会的反而是“御用知识份子”，就是学政治学、经济学，
在学院里做研究的学者。江泽民便用很多这样的人。用现在的字眼称呼他们，
可以说是一种“技术知识份子”。

我觉得，知识份子的角色是批判多于使命。因为知识份子毕竟是要用知识来做
事，而不是用实际的东西来做事。

王：现在，随著知识的商业化，知识份子的地位越来越低。通过电脑或网际网
络，知识可以大量地贩卖，反而不太崇拜个别的知识份子。这种商业化趋势，
造成知识份子缺乏使命感，不会因某个政府不好而不替他们做事。

在资讯发达的时代，知识份子的角色起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我们可以从网际网
络接受某一种教学，至于教授学者是谁，反而不重要。他们变成只是一种机
器。

萧：李教授的小说常常渗透著一种对现代人漂泊命运的认同感，我对这一点相
当感兴趣。

梵：20世纪的文学，漂泊的主题非常明显。移民也是小说中的重要课题。我当
然也有这种认同。然而，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了，我讲过的一些观点，现在自
我反省，会觉得都已经过时或者又要修正了。

王：一个作家往往尝试超越国籍，不会被自己的传统文化、国家意识或思想体
系所限制。现在，最流行的是超越性别，一个好的作家可以同时发出男人的声
音和女人的声音，这才是最伟大的作品。比如，有人会怀疑莎士比亚到底是男
的还是女的，也有人置疑为何曹雪芹会懂得那么多女人的心态，这种作家的破
裂个性或跨越某种界线是必须的。

萧：前一阵子，马华文坛掀起一场“烧芭”、“断奶”的争论，假如与杜维明
所提倡的“文化中国”理论扯在一起谈，依你们三位的意见，马华作家如何在
延续中国文化之余，又保有自己本土的独特风格？

王：今天的中华文化或儒家思想，其实不单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在韩国或日本
都发展出自己一套的儒家思想。同样的，现在的文学，中国和其他地区都不一
样。一个好的作家，应接纳不同的文化素养，这样才能变成一个容量大、胸怀
宽广的作家。比如卡夫卡，他的思想从不曾被欧洲所限制，他思考的是全人类
的共同问题。今天，如果一个作家的中国情意结很深，那么他的成就会有所限
制。事实上，现代文化内涵已很难厘清属于东方或者西方文化了，两者之间是
相互影响的。

目前，很多作家还不能够进入更大的范围内去思考或创作，这是为何大作家仍
未出现的缘故。

然：有些人还是不太同意“文化中国”的观念，他们还是觉得以中国为本位，
是比较狭隘的观念，现代文化应是属于多元的，尤其是谈到中华文化，已经不
是纯粹传统的中国文化了。

梵：杜维明曾提出“三大宇宙”的理论，讲中文、写中文的人是“第一圈”，
第二圈是移民的华侨，所有原籍中国的人都算在第三圈内。这个圈子是从中心
往外发展，他下意识还是承认有这个中心。现在很多海外理论家完全置疑“文
化中国”这个理论。

然：我觉得这是建造一个大中国的观念。

梵：其实，“断奶”是迟早的事，因为相隔太多了。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多元
主义者，越杂越好。我觉得中国文化根本不是一个纯的文化，这个大家都知
道，可是大家总是要讲大一统。事实上，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唐代，它吸收
外国文化的力量非常强、包容得非常宽广。到了南宋以后，才激发一种自保的
心态。

然：陈学林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自从宋朝被外族入侵以后，一种自保的观念
就越来越浓厚了。因为中国人从没有想到会被一个外族打败的。”

萧：总结三位所说，不管是学者或作家，都应打破自己的藩篱，必须看全世界
其他语文的作品或学派，不能局限在个人的传统思想及文化脉络里。


本报副总萧依钊与三位对谈者相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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