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
每日一诗“新诗评论:向阳《七○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
Tue,8 Sep199806:39:56+0800
【新诗评论:向阳《七○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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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由纪弦 人身兼发行人、社长、编辑人、经理所独力
出刊的《现代诗》，在创刊后的第三年推出第十三期，朱红色封面，只有三十四
页单薄篇幅，却负载了中国新诗发展上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与影响。(1)
从这一期开始，《现代诗》封面上加注了‘现代派诗人群共同杂志’的字样
，封面里刊登著＜现代派消息公报第一号＞，第一页列出八十三位现代派加盟者
名单，第二页刊有纪弦亲撰的＜现代派信条释义＞，另有社论＜战斗的第四年，
新诗的再革命＞补充信条，再一次强调现代诗是来自欧美的‘移植之花’。(2)
对于纪弦及其现代派加盟者来说，‘现代派’的成立，不仅如其‘信条’所
言，聚集了‘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
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在‘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基本出发点上去做
‘知性的强调’，并‘追求诗的纯粹性’；同时更如其社论标示，具有宣布中国
新诗发展中‘新的诞生，旧的死亡’(3)的意义。而在其后的发展中，事实也的
确如此：纪弦，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第一个响亮的名字’，(4)而他所定名的
‘现代诗’，则成为‘在台湾发展的中国新诗’的同义词。(5)
其实，早在‘现代诗’成立之前二年的一九五四年，在北部，与纪弦同为《
自立晚报》副刊《新诗周刊》(6)编辑人的覃子豪、钟鼎文因有感于‘纪弦初组
现代诗社，口号很响，从者甚众，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乃与余光中、夏菁、
邓禹平等当年在三十左右的青年诗人合组‘蓝星’诗社；(7)在南部，当时年在
二十五岁左右的海军诗人张默、洛夫、★弦也已开始出发，创办了‘创世纪’诗
社。(8)这两个诗社与‘现代诗社’初始的诗观、风格并无殊异，它们均是藉著
诗刊来延续中国新诗的命脉，早期诗坛重要诗人的作品也在三社刊物上相互往来
，直到‘现代派’以‘昭告天下’的方式向当时的文坛提出交信条后，方才开始
有了各分壁垒的现象。
‘现代派’的成立及其‘新诗再革命’的宣示，就整个中国新诗发展来看，
其历史定位，与胡适留美时的‘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的见解相似
，殆毋庸议；而当年胡适及其挚友梅光迪在美国的一段论辩，(9)同样也发生在
纪弦与其挚友覃子豪的身上。
＜现代派信条＞发表后越一年，覃子豪在其主编的《蓝星诗选·狮子星座号
》上亲撰＜新诗向何处去？＞(10)长文，提出了他对‘有人提倡现代主义运动’
的看法，指出‘中国新诗应该不是西洋诗的尾巴，更不是西洋诗的空洞的渺茫的
回声，而是中国新现代的声音，真实的声音’，并质疑‘若全部为横的移植，自
己将植根于何处？’同时，覃子豪也针对‘目前新诗的方向’提出六个‘正确的
原则’，(11)掀起了现代诗坛的第一次大论战。
针对覃子豪的六原则，纪弦立即于同年发表两篇长文批驳覃的论点，‘蓝星
’方面，黄用、罗门及余光中也都分别发表文论反击，这个论战延续到一九五八
年年底。(12)
‘蓝星’的反击，一时之间毕竟无法抵挡现代主义的风潮及影响，越一年后
，在南部的‘创世纪’诗社放弃了他们原来与‘蓝星’遥相呼应的‘新民族诗型
’、追求‘中国风的东方味的’理想，继踵‘现代派’，(13)转而‘强调诗的“
世界性”、“超现性”、“独创性”和“纯粹性”’，(14)从此取代了‘现代派
’的位置，(15)在六○年代的台湾诗坛扮演了主导的角色。
然而即使对现代诗的播种者及推动者纪弦来说，进入六○年代的诗坛，却颇
为反讽地形成了‘不是我所能容忍所能承认的’风潮，‘诸如玩世不恭的态度，
虚无主义的倾向，纵欲、诲淫，乃至形式主义、文字游戏等种种偏差，皆非我当
日首倡新现代主义之初衷。’(16)甚至于要宣布取销造成诗坛风潮重大偏差的‘
现代诗’名称，(17)从此‘现代派’成为历史名词。
‘创世纪’的崛起有其客观条件及主观需求，除了‘创世纪’本身‘飞跃的
因素’外，(18)更重要的因素，应是来自于当时外缘的社会环境所致。
一方面，六○年代的台湾，在经过自一九五一年开始的美援物质支持后，经
济已快速成长到一个幅度，工商发达，随之以继来的是文化上、生活上的西化风
潮；另一方面，由于文学传统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产生了脱节现象，文学工作者
自然转而向西方寻求学习。(19)这二个原因，在五○年代使得‘现代派’的信条
得以成立，到了六○年代，乃就成为产生以‘创世纪’为主流之诗坛风潮的温床
。
‘创世纪’强调的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
’，在六○年代的诗坛因此几乎成为所有学习新诗的青年诗人的共同圭臬，相激
相荡的结果，当时的诗作大抵‘只有向内走，走入个人的世界、感官经验的世界
、潜意识和梦的世界。’(20)
就在‘创世纪’独擅一方的此一阶段里，诗坛、文坛不是没有其他声音的出
现。‘蓝星’在此一阶段中集体活动虽几已停顿，但仍藉著断续的出刊持续其抒
情风创作；一九六二年创刊的《葡萄园》则针对当时现代诗的‘难懂’提出了期
望，‘希望一切游离社会与脱离读者的诗人们，能够及早觉醒，勇敢地抛弃虚无
、晦涩与怪诞，而回归真实、回归明朗，创造有血有肉的诗章。’；(21)一九六
四年，以本省籍诗人为主体的《笠》诗刊创刊，针对现代诗的虚无，强调关切现
实的本土意识，均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然而他们的声音，在当时台湾政、经、
社会文化均强烈笼罩在西北阴影下的环境里，毕竟是微弱的。
虽然在现代诗风潮的运动中居于支流，但《蓝星》的抒情风《葡萄园》的素
朴语言以及《笠》的本土意识，随著七○年代的来临，以及台湾政经结构的大转
变，(22)战后生长的新的世代，吸收并综合了这三个诗社的诗风及主张，强烈地
向以源于五○年代‘现代诗’盛于六○年代‘创世纪’的诗风，提出了‘意图作
一重新估价与认真检讨的试探’，(23)七○年代在台湾的中国新诗风潮于焉激荡
开来。
［注释］
(1)引自杨牧＜关于纪弦的诗社与现代派＞，张汉良／萧萧编《现代诗导读·理
论史料篇》，台北故乡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页三八三～三八四。
(2)同(1)，页三八四～三九一。
(3)同(1)，页三八六～三九二。＜现代派信条＞不赘。
(4)参见＜纪弦与现代诗运动＞，萧萧《灯下灯》，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一九八
○年四月，页六五。
(5)关于‘现代诗’之正名，叶珊认为自从纪弦主编《现代诗》、成立‘现代派
’后，‘现代诗’已被‘确定为新诗的通称’（叶珊＜写在《回顾》专号的
前面，《现代文学》期四十六《诗专号》，一九七二年三月，台北，页五）
。罗青则认为，用‘白话诗’来区别新诗与古典诗的不同，‘在本质上，是
恰当的’（参见《从徐志摩到余光中》，台北尔雅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十二
月，页二～十三，＜论白话＞）。惟就中国新诗的发展，自一九四九年后已
明显分成中国大陆与台湾两支观之，所谓‘现代诗’实质上应系‘在台湾发
展的中国新诗’的同义词，故本文所论，凡就整个中国诗之立场出发者，均
称‘新诗’，如单指一九四九年后的台湾，则或用‘现代诗’，或用‘在台
湾发展的中国新诗’，以别于一九四九年之前台湾已有之新诗及一九四九之
后在大陆发展的新诗。
(6)据张默＜从《新诗周刊》到《春秋小集》＞述：《新诗周刊》一九五一年十
二月日创刊，借《自立晚报》副刊版面，于每周一出刊。由葛贤宁、李莎、
覃子豪、纪弦、钟鼎文等主编。出刊到九十四期，亦即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
日正式停刊。（《创世纪》期六二，一九八三年十月，页一三一。）
(7)引自余光中＜第十七个诞辰＞，(1)引书，页三九四～三九五。原刊《现代
文学》期四六，一九七二年三月，台北。
(8)《创世纪》，一九五四年十月在高雄左营，由张默、洛夫、★弦共同创办出
刊（据(6)引文，页一三一）。
(9)引自胡适＜逼上梁山＞，收入《四十自述》，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页一○七
。又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建设理论集》。关于胡适在美国蕴酿新
诗革之经过，可参阅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台北《中外文学》月
刊社，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页十三～五六＜文学革命的经过＞。
(10)引自覃子豪＜新诗向何处去＞，(1)引书，页一～十三。原刊《蓝星诗选
·狮子星座号》，一九五七年，台北。又收《覃子豪全集Ⅱ》，一九六八年
台北。
(11)同(10)。
(12)参阅(4)引书，页七五～七七。
(13)《创世纪》成立时，原以‘确立新诗的民族路线’为宗旨（＜创世纪的路向
──代发刊词＞，《创世纪》创刊号，一九五四年十月，收《中外文学·现
代诗三十年回顾专号》卷十期十二，台北，一九八二年五月，页一八七），
一九五六年二月出刊《创世纪》第五期，进而提倡‘新民族诗型’，指出其
基本要素二：一、艺术的──非纯理性的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
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
字之特异性，以表现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引同(1)书，页四一八，
张默＜创世纪的发展路线及其检讨＞与同月‘现代派’成立信条四‘知性之
强调’、二‘非纵的继承’实为对立。但一九五九年四月，《创世纪》鉴于
‘现代诗’的狂飙时代已过，《蓝星》也停留在薄薄的‘活页’阶段，于是
决定扩版，推出第十一期，作‘适度的调整’，不再提倡‘新民族诗型’，
‘抖落早期那种过于偏狭的本乡本土主义’，在‘对中国现代诗抱有更大的
野心’下，转而提倡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及纯粹性’（参阅同
(1)，页四一八～四二六，张默前引文）。
(14)
(15)洛夫认为‘不论精神上或实际创作上，真正继“现代派”以推广中国现代诗
运动的是‘创世纪’诗社’（《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台北巨人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一月，页六，洛夫＜序＞，后易题＜中国现代诗的成长＞，收
入《洛夫诗论选集》，台北开源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一月）。
(16)引自纪弦＜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古典化＞，同(1)引书，页二三～二
九。原刊《现代诗》期五三，一九六二年，台北。按，纪弦所指称之‘虚无
主义的倾向’，在该文发表同年，余光中也因发表长诗＜天狼星＞（《现代
文学》期八，同年五月，台北），洛夫发表＜天狼星论＞（《现代文学》期
九，同年七月，台北）引起余氏驳文＜再见，虚无＞（《蓝星》诗页期三七
，同年十二月，向‘已经冲入了一条死巷，面临非变不可的阶段’的‘现代
诗’说再见，并开始《五陵少年》、《莲的联想》的创作，迈向新古典精神
。
(17)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纪弦在《徵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与
‘中国文艺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谈话，宣布取消‘现代诗’名称，同
年五月，在《公论报》副刊发表＜中国新诗之正名＞（引自同(4)书，页八
十），此一绝决的态度与余光中之宣布‘再见’，可见六○年代诗风之发展
，已使《现代诗》的创始人及《蓝星》的掌门人无法忍受。
(18)参见(13)。
(19)关于此点，当时的健将★弦后来分析，是一、‘整个文坛也在欧化的情况下
发展’，二、‘如果写东西过分赤裸的话，保守的社会、文学界不接受，政
府当局也不一定接受’。（引自★弦编选，《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导
言，台北天视出版公司，一九八○年四月，页二一～二二，后改题为＜现代
诗的省思＞，收入★弦著《中国新诗研究》，台北洪范书店，一九八一年元
月）。
(20)引自《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余光中撰），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二
年一月，页三。
(21)转引自文晓村主编《葡萄园诗选》序，台北自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
页二。原系《葡萄园》创刊词，台北，一九六二年七月。
(22)政治上，一九七○年十一月钓鱼事件，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退出联合国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北京，一九七二年九月中日断交；经
济上，一九七二年政府完成五期经济计画，工商业抬头，各项经济建设逐步
展开，都市快速发展，人口膨胀，农村人口外流。
(23)引自‘龙族’诗社主编《中国现代诗评论·龙族评论专号》，高上秦撰＜探
索与回顾＞，台北林白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八月，页四。
{每日一诗电子报}新诗评论:向 阳《七○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2
二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一份由战后世代诗人为主体的诗刊《龙族》在台北诞
生，他们的创刊＜宣言＞十分简单：
我们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24)
在如此简单而看似浪漫的宣言中，隐约地透露出新世代诗人群对于五、六○
年代‘横的移植’诗风的厌弃，以及在‘龙’的象徵之下，对于反归中国传统的
想望。(25)从此，七○年代出现的诗人群开始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自信的态度，迈
出他们异于前行代诗人惟欧风美雨是尚的步伐。
与《龙族》年岁相当的《主流》及《大地》也随后出现在诗坛上。《主流》
创刊于同年七月，前二期以同仁创作之刊登为主，一九七二年一月推出第三期后
，开始朝向有自觉的诗风建立，并于封面内页以‘我们否定／我们以前／所拥有
的’为题，表示‘从本期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26)这个自觉，后来在
该刊第四期＜主流的话＞中明白表示：
《主流》正是一群天真灵魂之结合，将慷慨以天下为己任，把我们的头
颅掷向这新生的大时代巨流，缔造这一代中国诗的复兴。(27)
这个号召倒也颇贴切切他们不崇尚主义、权威，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的期
望。(28)而在《主流》之后一年（一九七二）九月创刊的《大地》，则聚集了来
自于当时各大学的青年诗人。与《龙族》、《主流》的成员相较，素质较齐一，
其＜发刊辞＞也就更形明晰地针对著五、六○年代的‘西化’诗风提出了意见，
并显示新世代诗人的理想：
《大地》的创刊，在我们的意识上并不仅仅是出版了一份同人杂志而已
，我们希望能推波助澜渐渐形成一股运动，以期二十年来在横的移植中生长
起来的现代诗，在重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生活中获得必要的滋润和
再生。(29)
以《龙族》、《主流》、《大地》这三大七○年代初期诗社为代表的新世代
诗人的觉醒，无妨视之为来自于现代诗坛内部的反省，他们谨慎地、象徵性地表
达出身为诗坛后进对于现代诗的期望。
与此同时，来自于诗坛之外的批评家，则十分凌厉而严苛地提出了对于现代
诗坛的绝望与抨击，首先‘开火’的关杰明。
关杰明，英国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当时执教于新加坡大学英文系，并为《中
国时报·海外专栏》作家，一九七二年他在《人间》副刊发表了＜中国现代诗人
的困境＞及＜中国现代诗的幻境＞，就他所读过的三本选集《中国现代诗选》（
叶维廉编译）、《中国现代诗论选》（张默等主编）及《中国现代文学大系》（
洛夫等主编），沉痛而正面地提出了他的失望：
中国作家们以忽视他们传统的文学来达到西方的标准，虽然避免了因袭
传统技法的危险，但所得到的，不过是生吞活剥地将由欧美各地进口的新东
西拼凑一番而已。(30)
他们漫不经心地指责传统文化对文字运用束缚太深，但又不能自己深刻地发
展出一套控制语文结构及语文使用的理论。(31)
这两篇文论，触及五、六○年代现代诗创作上的偏差与一味西化的恶果，立
刻引起《创世纪》的紧张（三‘选’均系该社同仁主编）。＜中国现代诗人的困
境＞发表后，原已于出版二十九期后停刊，‘在深土中隐伏了三年’的《创世纪
》随即于当年九月推出复刊号三十期，(32)除了非正面答覆了以关杰明为首的批
评声浪以外，也表示对‘以往的某些创作观将有所修正’：
另一方面，我们在批判与吸收了中西文学传统之后，将努力于一种新的
民族风格之塑造，唱出属于这一代的声音。《创世纪》创刊之初，即曾首倡
‘新民族诗型’，惜乎当时我们鉴于中国诗坛的幼弱，以及深受世界性现代
艺术思潮的冲激，仅汲汲于外来养分的摄取，而在观念与技巧上都难以支持
我们的主张，今天我们再回头来追求此一理想，当不为晚。(33)
但关文第二篇随即于同月出现。以‘创世纪’为主流的当代诗人，在同年十
二月出版的《创世纪》三十一期的＜创世纪书简＞及＜关于‘中国现代诗总检讨
’专辑＞表示出了‘均认为关君言论过分偏激武断，字里行间充满了“声音与愤
怒”(soundandfury)，企图一笔抹杀全部历史’的愤慨。(34)
尽管主流派的诗人为之愤慨，但更大的‘事件’已在酝酿著，这一次分别来
自于新世代诗人以及六○年代写过诗的唐文标。(35)
一九七三年七月七日，由第一个新世诗代社‘龙族’所主编的《龙族评论专
号》‘自去年八月下旬’开始筹划，在‘延误再三’的情况下，终于推出。该辑
主编高上秦在＜探索与回顾──写在《龙族评论专号》前面＞的序中交待了出版
此一专辑的因由，主要来自于一九七二年这一年‘春雷乍醒般的’‘来自各种不
同层次、不同方向的批评及检讨之声；大家像是一夜之间醒转来了，正视了现代
诗的面貌与内涵’，使得这一群新世代诗人‘在长期的思索中，毅然决定’出版
评论专号，‘由各种不同身分的个人，透过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于中国现代诗坛
二十年来的功过得失，作一剖析’。(36)
这一本评论专号相对于一九七二年的《现代文学大系（诗部分）》及《现代
文学》杂志《现代诗回顾专号》，展示出了不同的意义。在同样面对在台湾发展
的中国新诗二十年发展果实之前，后者展示的是对五、六○年代诗风的肯定态度
。(37)前者则以七○年代诗人的立场，‘意图作一重新估价与认真检讨的试探’
：
细心考察，二十年来的台湾现代诗坛，诚然有不少现代诗人，在他们一
步一步走向他个人的艺术道途上时，是逐渐远离了他所来自的那个传统与社
会；在孤独的沉思与刻意的创造中，似已忘记了他仍生活在群众中，也忘记
了他的作品最终仍要回到广大的群众里去。他们太倾心于自己的作品、作品
的字字句句了……而外来思想、语汇，与创作理论的大量袭用，又使他们混
淆了自己生活的时空；简单的说，他们似已失去根植的泥土了。(38)
在如此冷静的检讨下，《龙族》的青年诗人广邀海内外前、中、新世代的诗
人、学者、作家及读者发表对于现代诗的看法，分为‘评论’、‘访问’、‘书
简’，多元而集中地对于五、六○年代诗风提出了各种诤言，对于诗的创作意见
容其各有异同，但基本上共同的趋势是一样的：
读者、作者都共同要求现代诗的‘归属性’。就时间言，期待著它与传
统的适当结合；就空间言，则寄望于它和现实的真切呼应。(39)
这种求变的心情，即使是五、六○年代诗人也深有同感，《蓝星》的余光中
就说：‘台湾的现代诗已经到了应该变，必须变，不变就活不下去的关头了。’
(40)
《龙族评论专号》出版后，不仅带给诗坛二十年来空前的震荡，同时也引起
了各界的瞩目，彭歌、孙同勋、寒爵、何怀硕、高准等均曾在各报刊杂志发表相
关文章，表示同感。(41)至此，评论专号所象徵的，已不止是新世代诗人对于现
代诗发展过程的检讨与反省，它同时也成为七○年代新诗风潮的第一个浪头，新
世代文学反归传统、回馈本土、关切现实的第一面旗帜。其意义至为重大。
也就是在此一专辑中，当时回国担任台大数学系客座教授的唐文标发表了他
引起诗坛大哗的文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42)
唐在此文中，首先针对‘龙族人’发表的诗作表示了他对于初期七○年代诗人群
‘投入传统，学用传统的语言，模仿传统的思想，泡制旧的新诗’的惊异，但同
时安慰于‘若从旧诗的发展，和比他们老半代新诗人的检讨中，我感到某些观念
还是可以澄清的’，并以周梦蝶、叶珊、余光中为例，提出了他的批判。同时，
他也在《文季》发表了＜诗的没落──台港新诗的历史批判＞，在《中外文学》
发表了＜僵毙的现代诗＞。(43)第三篇震憾性的文论，引起了所谓‘唐文标事件
’。(44)
在＜诗的没落＞一文中，唐文标分就＜腐烂的艺术至上理论＞及＜都是在‘
逃避现实’中＞两小节，对于‘一九五六年后，诗坛开始了一个所谓抽象化的写
法和超现实的表现’呼吁‘要一一予以扫除’，对于五、六○年代诗人在‘个人
的、非作用的、“思想”的、文字的、抒情的、集体的’六大‘逃避’上，采取
逐一点名批判的论证，要求五、六○年代诗人‘请他们站到旁边去吧，不要再阻
拦青年一代的山、水、阳光了’。(45)在＜僵毙的现代诗＞一文中，他采取否定
的态度宣布‘二十世纪不是诗的世纪’，认为诗‘在历史上扮演著大骗子的角色
，散布著麻醉剂、迷幻药’，只有‘体察诗的本来面目，健康的个性，诗所特具
的美好经济的言语，和诗能对社会所起的正作用，如诗经所启示的，那末诗在今
日社会仍可以有某些地位的，对未来有转进的贡献的。’(46)
［注释］
(24)此宣言见于《龙族》各期封面、里，六～八期上封面。按《龙族》主要同仁
计有林佛儿、林焕彰、辛牧、乔林、施善继、陈芳明、高上秦、萧萧、苏绍
连、景翔、黄荣村等。一九七六年五月出刊第十六期后停刊。
(25)参见＜龙族命名缘起＞，陈芳明著《诗和现实》，台北洪范书店，一九七七
年二月，页二○。原刊于《龙族》期十，一九七三年九月九日，台北。
(26)引自《主流》期三，封面内页。按《主流》主要同仁有黄进莲（后改名为黄
劲连）、羊子乔、龚显宗、凯若、杜皓晖、德亮、林南（后废弃，使用本名
黄树根）、庄金国、陈宁贵等。一九七六年元月出刊第十二期后停刊。
(27)引自黄进莲＜剃人头人恒剃之＞，《主流》期七，台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页七四。原见于《主流》期四。
(28)参见(27)引文。
(29)引自《大地》发刊辞。按，《大地》主要同仁有王浩（后易笔名为王灏）、
王润华、古添洪、李弦、余中生、林锋雄、林明德、翁国恩、秦岳、淡莹、
陈慧桦、陈黎、翔翎、翱翱、钟义明明等，一九七七年一月出版第十九期后
停刊。
(30)引自＜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七二年
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31)引自＜中国现代诗的幻境＞，同注(30)，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十一日。
(32)参见＜一颗不死的麦子＞，《创世纪》期三十（复刊号），台北，一九七二
年九月，页四。
(33)引同(32)。
(34)＜创世纪书简＞见于该期页一一五～一一九，相当程度地表达了当时诗坛对
于关文的‘愤慨’，其中＜叶珊致本刊编者＞系就该刊发函邀稿《中国现代
诗总检讨》专辑，表示‘不必费脑筋驳斥他’的理由，而为该刊接受，于页
十三，昭告取消《中国现代诗总检讨专辑》。
(35)参见＜日之夕矣＞，唐文标《平原极目》，台北环宇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十
二月，页三～一○。原载《中外文学》卷二，期四。
(36)引同注(23)。关于《龙族评论专号》的策画，依高上秦序，是‘自去（一九
七二）年八月下旬’开始，依‘紧急启事──《龙族评论专号》顺延报告’
（《龙族诗刊》期八，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页一）则表示‘于今（一九七二
）年三月拟议出版……八月初，整个评论专号的工作已大致确定……开始多
方邀稿、访问’。关于延误，依前引文，主要来自于‘（主编者）职业的繁
忙、经费的短拙、稿件的不齐’加上‘十一月印刷厂的倒闭’。
(37)如洛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序（同注(15)，页四）中明白表示：我
们把这期间技巧成熟而风格各殊的诗创作编辑成集，对其发展作一回顾，并
予以客观而审慎之探讨，似乎并不嫌早。’
(38)引同(23)，页六。
(39)引同(38)。
(40)引同(23)，页十一，余光中＜现代诗怎么办？＞后收入《听听那冷雨》，台
北纯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四年五月，页一八一。
(41)参阅陈芳明＜检讨民国六十二年的诗评＞，《中外文学》卷三期一（诗专号
）节二，页四四。该文后收入陈著《诗和现实》，同(25)，页六○。
(42)参见同(23)，页二一七～二三一。该文后收入唐著《天国不是我们的》，台
北联经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五月，页二○三～二二八。
(43)一九七三年八月，＜诗的没落＞发表于《文季》期一，＜僵毙的现代诗＞发
表于《中外文学》卷二期三。其后均收入唐著《天国是我们的》，同(42)。
(44)＜唐文标事件＞，系颜元叔所撰专文。《中外文学》卷二期五，台北，一九
七三年十月。
(45)引同(42)，页一九○。
(46)引同(42)，页一四四。
{每日一诗电子报}新诗评论:向 阳《七○年代现代诗风潮试论》3
这三篇来自于一个曾经是六○年代‘走入抽象，挖掘自己，肯定存在感’的
诗人(47)的文章，立刻掀起诗坛的风暴。《中外文学》二卷五期首先刊载了颜元
叔的＜唐文标事件＞，(48)从文学的观点指出唐文标‘以偏概全’；二卷六期余
光中亦发表＜诗人何罪＞(49)为诗人答辩；周鼎则在《创世纪》发表＜为人的精
神价位立证＞，(50)指责唐文标提倡‘诗应服役于社会’、‘居心险毒’……
从关杰明的读后有感，而《龙族评论专号》的‘重新估价’到唐文标的‘僵
毙’论，在看似混乱的辩争后，在台湾发展的中国新诗之路向乃就逐渐尘埃落定
了。
一九七四年六月，《中外文学》与《创世纪》同时推出《专号》，使此一针
对现代诗发展路向的反省与思考，呈现出两相异同的结果。相对的双方，一方是
代表五○年代的‘蓝星’而在六○年代揭起‘超现实主义’巨纛的洛夫。(51)他
们在对应于此一事件的态度上、在反省六○年代的诗风上、在展望其后现代诗的
发展上，均采取著截然两异的观点与态度。
兹表示如下：
┌──┬───────────────┬───────────────┐
│区别│ 《中外文学》诗专号 │ 《创世纪》诗论专号 │
│ ├───────────────┼───────────────┤
│观点│ 余光中＜诗运小卜＞ │洛夫<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份纯净│
├──┼───────────────┼───────────────┤
│事件│二十年来，现代诗的理论与批评，│近年来，中国诗坛在一小撮趣味偏│
│后的│可以说是，各是所是，各非所非，│狭、别具意图、既无学养诚意又缺│
│态度│漫无标准……一直要到近两、三年│见识与观念之人的肆意胡搞之下，│
│ │，出现了‘隔行’的学院派和‘隔│陷于前的混乱。他们除了挟其凌厉│
│ │代’的青年作家，站在比较客观的│之笔，狂扫异己，或托足权门（诗│
│ │立场来看现代诗，才渐渐显出澄清│坛权贵），哗众取宠，以图一夜成│
│ │的趋势。 │名之外，别无建设性的论据。 │
├──┼───────────────┼───────────────┤
│六○│二十年来现代诗之所以混乱，创作│新诗受西方影响实为一不可避免的│
│年代│者本身学养不足，判断无力，因而│趋势……主要原因乃在新诗正史甚│
│诗坛│轻易随波逐流，该是一大原因。六│短，在其发展过程中，新诗之需要│
│的反│○年代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曾经盲│营养，亦如婴儿之需要奶瓶，不管│
│省 │目的排斥所谓‘学院派’。今日回│是英国奶粉、法国奶粉、美国奶粉│
│ │顾起来，这种排他的作风是错误的│，只要有助于它的发育与成长，无│
│ │。诗固然不是凭学问写出来的，但│一不可吸收，饮外国牛奶未必就变│
│ │是欠缺学养却不能成为诗人，至少│成外国人，近年来中国现代诗人较│
│ │不能成为生生不息层楼更上的一流│成熟的创作就是最佳证明。至于精│
│ │诗人。多年来，不少诗人奢言反传│神上的虚无、风格上的晦涩、意象│
│ │统，一方面自绝于古典，另一方面│语的经营，以及对纯粹性的追求，│
│ │又无力真正了解西方，结果只有三│决非‘西化’二字可以概括，这是│
│ │五知己朝夕相对，交换彼此的短见│时代使然、当代文风使然，而且中│
│ │和传闻，现代诗怎不日趋狭隘？ │国古已有之。 │
├──┼───────────────┼───────────────┤
│前瞻│新生代虽已渐渐崛起，但是对于诗│学院派之兴起，正是中国现代诗日│
│ │坛的震撼，与其说是创作的成就，│趋没落的徵兆，而普罗思想的抬头│
│ │不如说是批评的突破和思想的独立│，更是中国现代诗趋于绝灭的丧钟│
│ │。……‘新人辈出’的盛况也许三│。 │
│ │、五年内就会出现。 │ │
└──┴───────────────┴───────────────┘
然而不管是正视新世代诗人的抬头，或者将之视为洪水猛兽，在‘一个群性
与个性调适的、思想与语文澄澈的、理解传统、正视现实、不学样、不矫情的创
造态度’(52)之下，战后出生的七○年代诗人已经开始有自信地跨出了异于六○
年代诗风的步子，‘在社会的、生活的、乡土的诸般层面里，用自己的笔，传达
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欢爱恨；用自己的手，推动著大伙儿，一步步走向前去。’
(53)
三
上节所述，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这三年间，从三大新世代诗社的出发
与反省，到学者、诗人、读者对于现代诗‘归属性’的要求，基本上是在台湾发
展的中国新诗的一个重大的转捩点──相对于‘世界性’、‘超现实性’、‘独
创性’和‘纯粹性’，潮涌的新世代诗人透过诗刊诗社的创办、诗选诗介的编辑
、诗论诗集的出版，以及各种关系于诗的活动的主办，走向他们理想中的‘民族
性’、‘社会性’、‘本土性’、‘开放性’和‘世俗性’。影响所及，七○年
代的诗坛亦由昔日之颓废虚无转趋于劲健有力。
一九七三年六月，早于《龙族评论专号》的推出，‘龙族’诗社的同仁选集
《龙族诗选》(54)出版了。主编人陈芳明以＜新的一代新的精神＞为序，强调龙
族诗人群‘已和上一代有很大的区别’的精神──
‘龙族精神’，也就是开放的精神、兼容并蓄的精神。然而，《龙族》
诗刊既没有一定的风格，又不提倡当代的各种主义流派，那么，它所追求的
方向是什么呢？它的理想又是什么呢？……第一、《龙族》同仁能够肯定地
把握住此时此地的中国风格；第二、诚诚恳恳地运用中国文字表达自己的思
想；第三、诗固然要批判这个社会，但是，也要敞开胸怀让这个社会来批判
我们的诗。从上面的三点观察，不难了解，《龙族》的理想是“世俗化”，
质言之，便是入世的精神。……如何表现出这种精神呢？从语言的运用来看
，就是走朴素的路线。从题材的选择来看，就是走多样性的路线。(55)
《龙族》晚一年出发的‘大地’诗社，继《笼族诗选》结集三年后出版了同
仁选集《大地之歌》，(56)以‘大地诗社编辑委员会’发表的序，同样也明白地
表示：‘大地’诗社的创立及其诗观形成，乃‘对当前诗坛的一种反动、一种修
正’──
从历史中我们要求纵向继承──关怀现实的精神意识。从现实中我们要
求横面割视，我们呼吁早早扬弃‘世界性’的枷锁。横的移植来的欧战后的
彷徨、悲痛，宗教失落后的凄厉、苍白……都不是我们所有：我们生存的时
代、地域，是二十余年的宝岛土地，这片大地滋育我们、养活我们，它所发
生的问题就在你我身旁不断出现，因此我们要求诗人介入，付出更深更广的
关切。(57)
一九七五年五月四日创刊的《草根》诗刊，加入了《龙族》、《主流》、《
大地》三足鼎立的阵势，更进一步，以极其理性的态度、周延而深入的反省，提
出了新世代诗人与前行代相异的观点及其走向。在＜草根宣言＞中，他们以七小
节分析了五十多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后提出了‘在精神和态度’方面的四大
原则：
一、处在这样一个国家分裂的时代，我们对民族的前途命运不能不表示
关注且深切真实的反映。
二、诗是多方面的，人生也是。我们不认为诗非批评人生不可，但是认
为诗必真切的反映民族。
三、我们体察到诗之大众化与专业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中的分野
，要视题材的处理与艺术手法的倾向而定。我们愿见二者各有各的表现，互
相平衡而不偏于一方。
四、对过去，我们尊敬不迷恋，对未来，我们谨慎而有信心。我们拥抱
传统，但不排斥西方。……我们愿把这份（专一狂热的）精神献给我们现在
所能拥抱的土地：台湾。(58)
如此的精神和态度的提出，一方面延续著《龙族》以来反过度‘西化’的精
神，但显然是制约的、中肯的；另方面，它更融合了中国新诗发展途中的各种论
见，加以冶铸，形成七○年代新诗风潮的一股中流。
尤其，做为中期新世代诗人群的代表，《草根》更进一步‘在创作和理论’
方面提出了见解：
一、诗想是诗的语言和形式之先决条件，我们不迷信语言，也不忽视形
式。
二、我们不必要求诗一定讲求文法，但新铸的语句，应当避免谜语式的
割离和矫柔式的造作。……不避用对仗……中文特性……用典……。
三、无论从事任何一种诗创作，我们都不放弃诗的音乐性。
四、……我们要不断的在新诗的形式上研究探讨、实验、创造。……我
们认为诗歌可以合一，以发展新民歌的可能性。(59)
与‘现代派’成立所发布的＜信条＞比较起来，＜草根宣言＞不论在新诗的
创作态度和理论上，均显得周延而成熟，而就整个中国新诗的发展来看，这也是
第一次把涵括层次加以中和、提升的诗的论见。它与一九一六年胡适第一次因新
诗论争所提出来的＜新文学之要点＞，(60)在（一）不用典，（二）不讲对仗等
二点上有了修正；与一九五六年纪弦的＜现代派信条＞，对‘横的移植’、‘诗
的纯粹性’的坚持更截然两异，而在‘诗的音乐性’的追求上，则显然与纪弦及
其之后在台发展的中国新诗是相抵触的。
但是，＜草根宣言＞的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前瞻性，针对现代诗的未
来发展，它整合了以《龙族》为代表的七○年代诗人群所追求的、异于五、六○
年代诗人的‘民族诗风’、‘现实关怀’及‘尊重世俗’、‘正视本土’与‘多
元并进’的诗观，同时以新的美学观念，‘证明在观念与技巧上他们与前一辈的
诗人处于对立的地位’。(61)
整个七○年代的现代诗风潮，可以说因＜草根宣言＞的提出，到达底定的阶
段。在此之前，现代诗坛内外的论战，提供给它一个省视反刍的基础；在此之后
，现代诗坛以及年轻的一辈则以它为基础，分别以作品的创作、诗选的出版、诗
活动的推展，证明了他的论点。
［注释］
(47)引同(35)，页六。
(48)同(44)。
(49)＜诗人何罪＞，《中外文学》卷二期六，台北，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50)引自《创世纪》期三十五，台北，一九七三年一月。
(51)《中外文学》诗专号（卷三期一），一九七四年六月；《创世纪》诗论专号
（期三七），一九七四年六月。据诗专号前言，余光中＜诗运小卜＞谓‘诗
专号为功为过，应由我一肩担当’（页五）可知系余光中主编。诗论专号社
＜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份纯净＞（页四～九），后来收入洛夫著《洛夫诗论
选集》，同注(15)（页一三三～一四三），＜请＞文应是洛夫执笔无误。
(52)引同(23)，页八。
(53)引同(23)，页七。
(54)《龙族诗选》，台北林白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六月。按，本诗选系同仁选集
，计收苏绍连、陈芳明、黄荣村、林忠彦、施善继、乔林、陈伯豪、辛牧、
景翔、高上秦、林佛儿、刘玲、林焕彰等十三家诗作。
(55)引同(54)，后收入《现代诗导读·理论史料篇》，页四四二～四四六。
(56)《大地之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七六年三月。按，本诗选系同仁选
集，计收王浩、王润华、古添洪、李弦、余中生、何锜章、林锋雄、林锡嘉
、林明德、吴德亮、翁国恩、秦岳、淡莹、黄郁铨、陈慧桦、陈德恩、陈黎
、童山、翔翎、翱翱、蓝影、钟义明、苏凌等二十三家诗作。
(57)引同(56)，页五。
(58)引自《现代诗导读·理论史料篇》，页四五八。原刊于《草根》月刊卷一期
一，台北，一九七五年五月。按，《草根》主要同仁有罗青、李男、詹澈、
邱丰松、张香华等。出版四十二期后停刊。
(59)同(58)，页四五九。
(60)胡适于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九日写信给朱经农，中有一段提及‘新文学之要点
，约有八事：（一）一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
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
古人，（八）须言之有物。’此一论点，经过其后的修正，成为新文学运动
中有名的‘八不主义’（参同(9)引文及书）。
(61)借洛夫语，引同(15)，页二三。
如一九七六年创刊于南投草屯的《诗脉》，即在其创刊号中，以‘本社’名
义发表＜诗脉的律动＞，‘投下三个愿望’：
一、继承中国诗的传统，一脉相承，使诗的命脉永远律动绵延奔流。
二、探讨诗的来龙去脉，把握诗的本体，建立正确客观的理论批评根据。
三、以精心诚恳的态度为诗把脉，希望对诗及诗坛的某些病态有针砭的
作用。(62)
该刊并在同仁创作及理论上‘探求更朴实的乡土与社会性’；(63)一九七八
年，创刊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绿地》则以《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大展专号》为
名推出十一期，收入战后出生的新世代诗人九十七家创作，全面性地展示七○年
代诗人的创作旨趣；(64)他如具有研究、整理、赏析性质的诗选亦不断推出，以
‘走入人群’、尊重世俗为原则的诗的活动，也随之趋于热烈。(66)
其中，以整合七○年代中期出现之青年诗人群为主的《阳光小集》，在诗的
活动上，对求取现代诗之‘世俗化’尤其显著。
《阳光小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创刊，其同仁组合初期以《暴风雨》、《
绿地》、《诗脉》、《北极星》四个诗社之同仁为主，一九八一年三月改版推出
《诗杂志》后，维入了《草根》、《创世纪》、《蓝星》、《主流》、《大地》
等社同仁，以至于更新的世代诗人。在创作态度上，延续了《龙族》以降新世代
诗人群的精神，(66)而在诗的‘世俗化’之上，则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我们宁可踏实地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与人群共呼吸、共苦乐；宁可磊
落地站在诗的开放的阳光下，种植各种花草、欣赏各种风景──我们不强调
信条、主义、不立门派，不结诗社，不主张某种来自某时或某空的‘继承’
或‘移植’……在这种理由下，我们──一群仍在努力、摸索，同样以诗为
最高信仰，却各自拥有各自的诗的信条、主义的年轻诗人、画家、歌手──
结合在一起办《阳光小集》诗杂志，在台湾现代诗坛三十年来扰攘不停的环
境中，在社会已趋向多元化的时代里，我们不求‘纯粹’办一份专门为诗人
办的诗刊，但愿……为关心的大众提供一份精神口粮。以诗为中心，尝试各
种艺术媒体与诗结合的可能。(67)
相应于已趋多元化的台湾社会，《阳光小集》的多种改革，基本上延续著自
《龙族》、《主流》、《大地》以至《草根》以降的新世代诗人群的精神，而求
其更形社会化。由于该刊目前尚在发展中，殊难论定，然而，做为七○年代诗人
群的最后一个诗刊，(68)在衔接八○年代的现代诗风潮上，无疑的，它具有‘桥
梁’的作用。
由《龙族》的自觉以至于《阳光小集》的奋进，基本上是来自于诗坛内部自
发性的改革，它们对于七○年代现代诗风潮的涌动，固有一定功能；然而，如同
关杰明、唐文标事件这些来自于诗坛之外的批判，七○年代末期《诗潮》的创刊
，以及‘乡土文学论战’的波潮，亦不能略而不提。
一九七七年五月创刊的《诗潮》，采取异于现代诗坛观点的方式推出，‘要
求显现比较雄健的风格，并且对于有关工人与农人的诗篇各辟专栏，对乡土民歌
风格的作品及对国家民族作整体歌颂的作品，也都予以专属而相应的篇幅’，(6
9)引起了现代诗坛与文坛的惊骇与震撼。
揭于该刊卷自的＜诗潮的方向＞则自‘三民主义革命文学的总旨趣’出发，
提出五大目标：
一、要发扬民族精神，创造为广大同胞所喜读乐闻的民族风格与民族形
式。
二、要把握抒情本质，以求真、求善、求美的决心，燃烧起真诚热烈的
新生命。
三、要建立民主心态，在以普及为原则的基础上去提高，以提高为目标
的方向上去普及。
四、要关心社会民主，以积极的浪漫主义与批判的现实主义，意气风发
的写出民众的呼声。
五、也要注重表达的技巧，须知一件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思想性再高也
是没有用的。(71)
持平地说，这五大目标其实也正是七○年代人多元而集中表现的主题与愿望
；但毕竟相对于该刊与七○年代现代的诗坛在诗态度上的不同，以及发行上的困
难，对于七○年代诗人群的影响，究属乏力。
爆发于一九七七年夏的‘乡土文学论战’，基本上与现代诗坛七○年代的风
潮有其平行并进的脉络，也有其交叠之处。一方面，七○年代初期‘关、唐事件
’及《龙族评论专号》，除了如前述系属现代诗反西化运动的先锋外，同时也引
起文代界同样的省思，进而促成本土文化的抬头，于是诗与小说遂双轨式地向著
同样交叠‘反归传统、拥抱乡土、关怀现实’的目标前进，不同的是，‘乡土文
学论战’之重心在小说，偶及于现代诗，而参与者亦率皆为小说家、评论家，整
个现代诗坛则似无动静。(72)此点颇值探讨，惟已超出本文范围矣。
然而，七○年代末期的‘乡土文学论战’虽然未在七○年代的现代诗风潮中
显示威力，却是涌动八○年代现代诗风潮的重要促媒，通过‘乡土文学论战’，
有不少新世代诗人开始蜕变风格，重新确立诗观，投向关切现实的原野，八○年
代初期上场的‘政治诗’、‘歌谣诗’，可谓为此一风潮的浪头。
［注释］
(62)《诗脉》季刊期一，草屯，一九七六年七月。按，《诗脉》主要同仁有岩上
、王灏、老六、李瑞邝、李瑞腾、李默默、向阳、钟义明、张子伯等。一九
七八年九月出版第八期后停刊。
(63)引同(6)，页一四○。
(64)《绿地》期十一，高雄德馨室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六月。据该刊序：‘这次
的展出以中国当代三十五岁以下（按即一九四五年后出生）之青年诗人为对
象。’计展出九十七家。按，《绿地》主要同仁有傅文正、风岭渡（后改用
本名何炳纯）、李昌宪、陌上尘、纪海珍、陈煌、履强、钟顺文、张弓（后
易笔名为张雪映）、许蓝山、庄锡钊、蔡忠修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出刊第
十三期后停刊。
(65)参见张默＜中国现代诗坛三十年大事记，一九五二～一九八二＞《中外文学
》卷十期十二，台北，一九八二年五月，页二～六～二六二）。
(66)《阳光小集》创刊时原为同仁作品合集，收录向阳、张弓、陈煌、李昌宪、
庄锡钊、陌上尘、林野、沙穗等八家诗作，一九八○年七月夏季号第三期改
为诗刊形态，一九八一年三月春季号第五期后，革新为《诗杂志》形态，其
同仁分布遍全岛，来自国内各诗社，目前仍出刊中。【编者按：一九八四年
六月四日《阳光小集》出版第十三期《政治诗专辑》后停刊。】
(67)引自＜在阳光下挺进──诗坛需要‘不纯’的诗杂志＞，《阳光小集》期十
社论，台北，一九八二年十月，页六～八。
(68)据张默＜从《新诗周刊》到《春秋小集》＞，继《阳光小集》之后创办的诗
刊，有纸型的《时报诗学月志》，创刊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诗刊型
的《脚印》，创刊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引同(6)，页一三四。
(69)引自＜为《诗潮》答辩流言＞，高准著《文学与社会改造》，台北德华出版
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五五。按，《按潮》系由高准主编，台中蓝灯
出版社出版。
(70)《诗潮》于一九七七年五月推出后，高准自述‘自去（一九七七）年七、八
月以来，台湾即有一种流言，说有人提倡“工农兵文学”，是“狼来了”。
并且有人对我说，那指的就是《诗潮》。我问心无愧，继而有人指名批评《
诗潮》，其中刊于《联合报副刊》的文字（按，待查证），我已……有所答
覆。本年一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中华日报副刊》刊出彭品光先生的＜文学
不容划分阶级──我们反对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观点＞一文更可代表对《诗潮
》的流言……’。引同(69)，页二五六～二五七。
(71)同(69)，页二五六。
(72)参阅彭歌等著《当前文学问题总批判》（台北，中华民国青溪新文艺学会出
版，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及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编者出版
，一九七八年四月）。据两书，现代诗人以个人身分涉入论战者有银正雄、
余光中、蒋勋、高准等，份量不多，而诗刊涉入者，也有只《笠》诗刊以＜
现代诗与乡土文学＞为题办了一次座谈（详尉编，页七八八～七九七）。
四
从一九七一年三月《龙族》创刊，到一九八一年三月《阳光小集》改版为诗
杂志，七○年代以新世代诗人为主流的现代诗风潮略如前述，本节拟就七○年代
的诗坛论争及重要新世代诗社的宣言、见解及其作为，从中归、分析此一风潮的
定位及其特色。
就七○年代现代诗风潮的定位言之，相对于六○年代以高标的‘超现实主义
’(73)为首的西化诗潮，七○年代的新世代诗人采取的毋宁是以民族传统为纵经
、本土社会为横纬，从而确定座标的‘现实主义’。(74)惟此处必须提醒的是，
所谓‘主义’，系界定于做为文艺流派运动，而非做为区别文学精神与实质的美
学问题。
基本上，文学思潮的演变，恒与文学本身的发皇或衰微有其必然的关系，‘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
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为是诗，可乎？故不似则失
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75)从中国新诗发展流变来看，此即胡适倡
新诗、纪弦倡现代诗之原由，他们或改变诗的语言，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
白话高腔作诗’，(76)或引进外来的理论，要‘使整个诗坛全部现代化’。(77)
皆是自文学的新陈代谢及其力求独辟风潮来。
其次，文学思潮的演变恒因时代空间的换位与影响而有其不然得不的反应与
更迭，做为先秦懦家诗论体系总结的＜诗大序＞说得好：‘情发于声，声成文谓
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78)此所以五、六○年代现
代诗风之‘在形式’（语言上或题材上）过分欧化’、‘在精神上太过孤绝，流
于个人的梦呓，欠缺广大社会的关注与同情’，(79)亦所以七○年代的诗人群要
求现代诗‘就时间而言，期待著它与传统的适当结合；就空间言，则寄望于它和
现实的真切呼应’。(80)他们或面对时代社会的保守，而有‘不能把话说得太明
白’(81)的反应；或因‘国际局势的转变、社会结构的更替’，而有‘惊悟到面
对现实，接近社会与民族背景的重要’(82)的觉醒。此皆是文学风潮在外缘因素
的逼临下所产生的改变。
但不管是来自于文学本身的求变，或来自于外在因素波荡下求变，七○年代
在台湾发展的中国新诗风潮，乃就在与五、六○年代诗潮有所异质的‘现实主义
’下，展望了它的五大特色：
其一，是反身传统，重建民族诗风：精神上，‘表现这一代在经历二十余年
的迷惘之后，重又扬厉著健康而热诚的调子：重新回头审识三千年伟大的传统’
，(83)‘写出具有国籍的作品’，(84)‘对民族的前途命运不能不表示关注且深
切真实的反映’；(85)创作上，‘要求发挥其传统的特性，调整改正……可融铸
旧语，创造新词，但应避免过度的扭曲、压挤，务需保持其示意之清明澄澈’，
(86)‘不避用对仗，及一切适用于诗人的中文特性’，(87)‘诚诚恳恳地运用中
国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88)‘同时在抒情传统的发扬之外，努力开拓叙事传
统’(89)）。凡此种种，均是新世代诗人群对于‘纵的继承’的肯定，而于七○
年代末期，因诗评解析的不断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评注方式，获得发扬。
其二，是回馈社会，关怀现实生活：精神上，延续著民族诗风。要‘夸出自
己的门楣，望一望外界的实在，投入到生活的原野，与我们周围的人群同哭同笑
，接受我们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接受那风风雨雨的考验’
，(90)更进一步对于关怀现实，‘要求以思想作领导，反映它们、批判它们，因
此，新诗需要的是思想性，对于社会大众，除了关怀，更要加以提升、引导’；
(91)创作上，‘以接近日常生活的语言做为诗的教材’，(92)‘从平淡之中表现
最平盈的涵意，精确的使用新的语言，表达现代人的感觉’。(93)这种认识，甩
用了六○年代诗人对于现代诗语言‘在相克相成的两种对抗力量之中，提供一种
似谬实真的情境，可感到而又不易抓住，使读者产生一种追捕的兴趣’，(94)而
其实，‘于是某一诗人形成某一密码，某一圈子形成一封闭世界。最后读者视诗
人为密码专家，视诗集为密码秘本，除却少数研究密码的专家惊诧其中的张力、
密度，大部分读者却不愿接受’(95)的语言观念。
其三，是拥抱大地，肯认本土意识：精神上，延续著民族诗风的重建与对现
实的关怀，‘年轻人愈来愈相信，假使我们不爱这块生育我的土地，不去认它，
并为它流血流汗辛勤耕耘的话，我们将成为历史上一群最可悲、也最没有面目、
没有责任的人’，(96)他们意会到‘我们生存的时代、地域，是二十余年的宝岛
土地’，(97)因此，他们‘愿意把这份（创造的）精神献给我们现在所能拥有的
土地：台湾’，(98)‘踏实地站在台湾的土地上，与人群共呼吸、共苦乐’。(9
9)于是七○年代诗人群与五、六○年代诗人群在其诗风中，乃就明显地有了‘乡
畴诗’与‘乡愁诗’的不同面貌。(100)
其四，是尊重世俗，反映大众心声：精神上，延续著民族诗风的重建，现实
生活的关怀、本土意识的肯认，新世代诗人群了解‘诗，并非是最高的艺术；大
众，也不是最低的贱民。……诗人惟有与大众交互沟通，然后文学史才有发展可
言’，(202)他们也‘体察到诗之大众化与专业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诗
人有责任向所有人的内在心灵挖掘，而不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心灵’，(102)从而
基于此一精神，创作上，他们走朴素的路线，采用明朗的风格，‘在某些情况下
，因题裁诗想的需要，我们认为诗、歌可以合一，以发展新民歌的可能性’。(1
03)甚至在诗刊的型态上，‘不求“纯粹”办一份专门为诗人办的诗刊，但愿“
不纯”地为诗坛开辟一道活水，为关心诗的大众提供一份精神口粮’，(104)他
们也透迥诗歌演唱、诗画上街等活动来推动现代诗的世俗化。而这些与五、六○
年代的诗观几乎是抵触的。
其五，是崇尚自由，鼓励多元思想：精神上，缘于新世代诗人出身于自由开
放的社会，接受西洋式的民主教育，因此出现于七○年代的诗刊、诗社，可谓全
部未曾主张某一文学主义，如五○年代纪弦之倡‘新现代主义’、六○年代《创
世纪》之揭‘超现实主义’、《笠》之揭‘新即物主义’者然。相反的，一方面
也由于他们面对的时空与前行代有异，‘在精神意识与创作态度上……均能一本
纵的继承传统与横的剖视现实的原则，反映现实社会的森罗梦象，从而加以批判
、思考，追求其意义性……从极为宽广的角度去观察，从不同的层次去挖掘’，
(105)‘因而只强调一种感情或一种诗观，已不能使创作者感到满足，他必须不
时地向各个层面伸出触须，不断地向生命内部和生命的外在环境做探索的工作，
然后，一个创作者的精神、一个民族社会的面貌，才能整体地浮现出来’。(106
)在这种理由下，‘需要与大时代脉膊共同呼吸的巨制，但属于个人一己喜怒哀
乐的抒情作品，只要真诚动人或富有情趣，也欣然接受，绝不排斥’，(107)而
其终极自然是‘不强调信条、主义，不立门派、不结诗社、不主张某种来自某时
或某空的“继承”或“移植”’。(108)与五、六○年代动辄以‘主义’相互挞
伐的诗坛风潮相较，七○年代的诗风杂然并存，不宗于一是，已趋于多元性。
以此五大特色为主的七○年代现代诗风潮，也反映在七○年代出现的诗刊及
八○年代阶段仍继续发行的诗刊上，虽然在每一特色上，每一诗刊仍有其程度的
异同，此有待另文探讨。但不论如何，这五大特色的掌握及影响，确已使七○年
代出现的新世代诗人，从他们原来无可避免的在创作上受到前行代诗人影响的影
子中，很快地跳了开来，以活泼而义无反顾的步伐，迈向八○年代。
五
不过，新世代从现实主义出发，力图扭转五、六○年代浪漫主义支流下的‘
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的风潮之努力，基本上如前节所述，有其文学本身
自然的变革，也有其因外力冲激而来的觉悟，以短短十年的努力，自不可能圆熟
，因此，这五大特色的阐扬，也容易相对出现五组弊端。试图示如下：（←→两
端形容词代表两极诗风反应）
西方←重建民族诗风→排外
晦涩←关怀现实生活→浅白
放逐←肯认本土意识→偏狭
自我←反映大众心声→媚俗
单一←鼓励多元思想→散乱
就七○年代现代诗风潮之初起而言，系针对五、六○年代做为主流的‘西化
、晦涩、放逐、自我、单一’之浪漫主义之诗风的反动，原系十分正确的运动，
惟过之亦犹不及，如何把握‘重建民族诗风、关怀现实生活、肯认本土意识、反
映大众心声、鼓励多元思想’的活泼而劲健的精神，以避免堕于‘排外、浅白、
偏狭、媚俗、散乱’之现实主义的末流，在晋入八○年代的今天，恐怕更需要以
七○年代诗人为发展主流的诗坛多加思考。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艺术本质的认识。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而创造是一
种自觉的、有目的活动。这种活动必须根据自然或客观现实，不能无中生有；但
也必须超越自然或客观现实，不能是依样画葫芦，而是能主动的反映现实。用达
·芬奇和歌德都说过的话来说，艺术须是一种‘第二自然’，一种由人创造而且
为人服务的产品，一种既能反映客观现实又能表现主义理想的产品。就在这个意
义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艺术在本质上都不可缺少的因素。(109)
在回顾七○年代诗人群因意识上的自觉，以现实主义激浊约繁涌动出的活泼
而清澄的风潮之后，我们瞻望在台湾发展的中国新诗的未来，尤其需要三复前引
之言，而如何从艺术的本质上去调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以期现代诗底于大成
、步向康庄──此一责任及其成败，自然也就不能不落在所有活跃于八○年代的
现代诗人的肩上了。
（完）
●
［注释］
(73)关于在台湾发展的‘超现实主义’，洛夫认为‘不可否认，超现实主义的艺
术思想对我国现代诗的发展与成长，确具有相当的影响’，‘在精神上，超
现实主义可说是达达主义的继承’，而其特质之一则系‘反抗传统中社会、
道德、文学等旧有规范，透过意识的真诚，以表现现代人思想与经验的新艺
术思想’。参见＜超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诗＞，收入同(15)引书《洛夫诗论
选集》，页八四～九○。
(74)‘现实主义’(Realism)或译写实主义，据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下卷（
（台北汉京文化公司，一九八二年十月）所论，做为文学潮流中的流派，现
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基本上是对立的。凡对于人类生活做真实而赤裸裸的描写
者，谓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则有二种不同，消极的浪漫主义粉饰现实，以
使人与现实妥协或逃避现实，堕入内心世界之深渊去，积极的浪漫主义则企
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唤起人对现实的反抗。参阅引书页三三八～三五三。
(75)顾炎武《日知录》卷二。转引自《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台湾开明书店，
一九六○年八月，页二九九。
(76)引同(9)，页一二六。
(77)引同(16)，页二四。
(78)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台北铎出版社影本，一九八○年五月，页四四
。
(79)借用★弦语，引同(19)，页二一。
(80)引同(23)，页六。
(81)引同(19)，页二二。
(82)引同(23)，页七。
(83)引同(56)，页十。
(84)引同(1)书，页四四○。
(85)引同(58)。
(86)引用(56)，页七。
(87)引同(58)，页四五九。
(88)引同(84)，页四四一。
(89)关于叙事诗的提倡，《龙族》、《大地》、《草根》均曾呼吁，详各该诗刊
宣言及诗论诗选序，不赘。但以实际行动倡之者，应属后来担任《中国时报
·中间副刊》主编的《龙族》健将高上秦，一九七九年他为‘第二次时报文
学奖’增列‘叙事诗奖’，从此使叙事诗成为诗坛思考的主题之一，而当届
应徵获奖者亦率为七○年代前中后期出现之新世代诗。【编者按：当届获奖
人包括首奖白灵，优等奖郑文山、黎父（钟明德）、罗智成、施善继、向阳
、杨泽，佳作周安托、邱文雄、管怀情（管中闵）、陈家带、陈黎、江雪英
、荀孙（何光明）。】
(90)引同(23)，页七。
(91)引同(56)，页六。
(92)引同(84)，页四四。
(93)引同(56)，页八。
(94)引同(15)，页二○。
(95)引同(56)，页三。
(96)引同(23)，页七。
(97)引同(56)，页五。
(98)引同(58)，页四五八。
(99)引同(67)，页七。
(100)参见萧萧撰＜乡畴与乡愁的交替──论近十年中国诗坛风云＞，台北《阳
光小集》期五，一九八一年二月，页一四～二一。
(101)引同(84)，页四四二。
(102)引同(58)，页四五八。
(103)引同(58)，页四五九。
(104)引同(67)，页八。
(105)引同(56)，页九。
(106)引同(84)，页四四六。
(107)引同(58)，页四五八。
(108)引同(67)，页七。
(109)引同(74)，页三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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