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座谈会会议记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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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0/23 
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座谈会会议记录（上）
联合整理／许通元、陈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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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一场座谈会，竟引起马华文坛的一场论争，而且烟硝弥漫，激烈的言论
模糊了主要的议题，让人越来越难分辨，究竟大家所争为何？既然一切的争议
都因座谈会而起，有没有“跨世纪”，有没有“断章曲义”，也许这篇座谈会
记录，可以带我们回到这场座谈会的现场，看看到底发生了甚么事。由于全文
过长，特分两期刊完，敬请垂注。

日期：1999年9月12日
地点：南方学院四楼大讲堂
主持人：安焕然讲师(简称安)
参与者：王润华教授(简称王)
何国忠博士(简称何)
陈大为讲师(简称陈)
钟怡雯讲师(简称钟)
刘育龙先生(简称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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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家好。首先，我们先进入今天座谈会的议题："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对
谈"。接下来，让我们来介绍参与的作家及学者。第一位是陈大为先生、第二位
是钟怡雯小姐、如果是以地域性来区分， 我以身为主持人的定义是他们属于旅
台的马华作家。第三位是刘育龙先生、第四位是何国忠博士， 两位可以说是本
地作家，当然有些出过国，身份开始有点模糊。 不过大家认为都是马大出身的
学生，怎么不会是本土呢？接下来的是王润华教授。王教授出身于马来西亚，
到过台湾读书，然后又定居新加坡。他的身份是星马台三地，可算是最复杂
的，不过从王老师平常的论述里面呢，我觉得他是最没有问题的，也最不复
杂。我们采取每位学者都发言的形式来进行。第一个题问是：作家无论是本
地、旅台或新加坡的，应该如何自我定位呢？或许似昨天某个学者说根本不需
要去定位，还是像钟怡雯小姐刚才说到的，林幸谦本身一直充满著身份、意识
的焦虑这一个问题。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位上的焦虑呢？如果这样子的定位
之后，他跟大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如此身份会不会影响自己作品上创作的
趋向？我们就由大为开始吧！

陈：定位问题一直困扰著我，很多人问我到底是马来西亚的诗人还是台湾的。
台湾的很多本土派当然不承认我，不管他们承不承认，以我本身的一个生命历
程来讲，我的生命的原乡是怡保。但是我文学的原乡是台北。所以我有三分之
一是认同了台北。在诗与散文中会受到影响。诗，我从来不处理马来西亚的现
实，因为我已远离马来西亚十一年了，只是期间回来渡假。虽然我关心它，但
是在这块土地上面，我所拥有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感，我的家在这边，我的国也
在这边。所以我在散文及诗里，我会处理我的童年、某些记忆，但是现实的马
来西亚，怡保、吉隆坡，在九零年代对我是陌生的，所以我一直没去处理它。
但是为甚么我没在在诗里处理台北呢，因为我不想去处理它，我把台北交给散
文把马华交给诗。这是我身份上所引发的书写上影响。至于怡雯，我们请她说
吧。

钟：我想我跟陈大为一样，因为身份的关系，我们在台北十一年。常常有人问
我到底将自己定位成哪一个地区的作家。马华作家或是台湾作家？诗人与散文
的创作不太一样，诗人的排他性在台北状况比较强一点，当他们编台湾本土性
的诗选时，他会被排除在外。我本身在散文上面，不觉得有这种状况。基本
上，我认同台湾，也认同这块土地，我在金宝出生，我在万岭新村住了五年，
然后搬到南部柔佛州的一个小岛住了一年，然后再搬到新山，才住到居銮的这
一片油棕园。而这次回来时，我的家已搬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所以，我
的家园记忆完全成为过往了。那么，我在《河宴》的阶段写了很多童年的一些
记忆，它可能经过处理后变形，但它基本上是属于本土的东西。到了第二阶段
《垂钓睡眠》的时候，我回归生活，所以本土的色彩少了一点，生活性多了一
点。我也不排斥以后会写回本土或马来西亚的一些记忆，也许会构想一本关于
家族主题的散文集，也许也会写些关于油棕园相关的东西和金宝这个地方，我
在那里住了六年，对那里记忆非常深刻，我想我会回来写它。基本上，我把自
己定位为一个世界作家，我就是一个创作者。别人要把我定位为台湾作家或马
华作家，那是别人的意识，我只认定自己是一个单纯的创作者。谢谢。

刘：大家下午好。比起大为和怡雯，我的身份比较简单，也比较“清白”。我
是土生土长的，也在本地接受大专教育，并不是旅甚么作家就是了。这问题的
基本设订其实由留在国外的作家来回答比较有意义。不过，就把自己归类为本
土作家的自己来说，我们跟大马的关系其实也有内在的疏离或内在的矛盾存
在，尤其是出生在六十年代的我，在七十八十年代的时候，有好一部分的作
家，包括我自己，都有相当深的中国情意结。这一点我必须承认，走过了这么
一段历程。所以，那个时候很羡慕，或者说很向往天狼星诗社及神州诗社那种
意气风发，笑傲江湖的那种日子。那么，就是在心里上是有回归文化中国的，
是一种存在我们内心中，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实体。真正的文化中国是活在
我们内心，而不活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任何土地上。我们对它有强烈的认同
感。这种强烈认同感其实是来自大环境的压力，我们觉得我们是很无奈的生活
在七、八十年代，虽然当时还是个求学的学子，但整个华社所面对外来的压力
及政治偏差，我们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身份不被认同
的危机，使到我们产生很强烈的反弹。这反而让我们更要拥抱属于本身的母体
文化，于是便将强烈的中国情意结作为回应整个大环境压迫的反弹。至到了九
十年代，我本身对这些东西已经慢慢淡去，那么，如今回首再去看温瑞安他们
的东西，觉得那的确是神话，绝对不可能存在于这个踏踏实实的土地上。那我
们该如何借著这样的定位来回应我们与作品的创作取向呢？基本上，我是赞同
怡雯这样的一个定位或自我归类。我喜欢把自己放在中文文坛的情况来比较。
当然，我还没得比，还相差很远很远，就是跟台湾或中国，抑或是本土的一些
作家来说，我想我还有一段距离。但我总是要求自己把自己的作品放在这样的
一个地位去跟人家比较，如果我是大马写得最出色的，那又怎么样？我能够比
香港的作家写得好吗？我能够比台湾的作家写得更好吗？这始终才是我们一辈
子要追求的。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们平起平坐，这是我们的期许，也是我们的抱
负。谢谢。

何：刚才听了三位的表白，我个人觉得所谓的定位是变动的，譬如王润华老
师、温瑞安、陈大为出国的情况，心里的变化我想是非常复杂的。王润华老师
去了三、四个国家，现在好像是个环球人。在英国时，朋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
的华人，虽然宿舍有很多的马来人，反倒是跟他们较少相处。我不知道为甚么
会如此。我相信常常在人的内心里头，总是找到一个比较适应的地方，那就很
自然的跑到那个圈子里头去。如果从马华作家本身这个定位，我也是会用这个
角度来看。我的感觉是跟文化与政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它又是个非常复杂的
东西。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已经不只是个国家，政治上的问题，而是变成
一个文化理念。它甚至比杜维明他们提出的那个文化中国更复杂的一个形容
词，而那个形容词还有再变化，好像我们跟这个文化中国的关系，我们所针对
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当代文化呢。这个东西在分析的时候是很复杂的，就是
看我们在针对甚么样的课题，所以像我自己本身，问我有怎样的认同，我回答
不出来，因为在那个场合，我会想说甚么就是说甚么。我始终觉得，中国文化
本身是让我觉得很困扰的地方。而就是因为中华文化，我们今天会被这个问题
所困扰。再加上这个马华的圈子，那我也觉得这是非常挑战性的，因为本来迎
接我们都是很复杂的东西在等著我们不断的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认同的危
机，我认为有多重认同，这个危机可能是作家创作的一个支援。

王：我是这儿留台最老的一位，不过也不是太老，如果太老就不能跨世纪了。
那么像黄怀云、刘祺裕，他们是留台第一代成为作家的，不过他们在文坛上几
乎都消失了。我跟陈慧桦这些人应该算是第二代。刚才几位都说我很复杂，其
实我很单纯、简单的。当时我们到台湾去，因为以一个没有文化的地区到了台
湾，当时台湾刚好现代诗风起云涌。我们几乎失落了，跟著大家写现代诗。所
以我的前面两本诗集--《患病的太阳》，即使是《高潮》还是写那种朦朦胧
胧，没有国际、身份的，自己还以为了不起，但是在台湾，到了大三、大四，
自己知道身份是很重要的，找到你的身份即是说标榜你跟人家的不同，人家才
会承认你的伟大。所以我们就开始办了一个星座诗社。主要的成员是来自越
南、印尼、香港、新马的留学生，也有一两个是台湾的。那是例外的，因是我
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就标榜星座诗社是海外留学生的诗刊，我们的诗风就会
引起人家的注意，结果国民党的高官也来拉我们的关系，因为他觉得给予我们
一些赞助，表示可以做统战的关系。我们接受了，也有了经济的基础。但在接
下来我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诗怎么样跟《蓝星》、《创世纪》比？于是大家便
开始写本土的东西。我自小生长在霹雳州的金保，我家里有橡胶园。从小就在
橡胶园进进出出，我对榴连(木旁)对红毛丹都太熟悉了。故我最近一本最新诗
集《热带雨林与殖民地》写的都是我小时候的东西。其实，中国很多作家比如
鲁迅到日本去学医科，在最后写小说时就回到浙江绍兴的故乡﹔沈从文到北京
到上海，当他一写小说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到湖南的乡下，包括贵州，在湖南
贵州那一带最穷困的乡下，去拥抱那一片土地，才能够显示出，他与大城市作
家的不同。后来他们成功了，虽然我没有成功。简单的说，实际上当我写作的
时候，写的题材都拥抱著马来亚。我那个时候是马来亚，所以不用马来西亚。
但是，当我是一位作家身份的时候，我就不强调这一点了。中国将我的作品选
入二十世纪新诗选或散文选，我不吭声。他要选就让他选好了，对我只有利而
无害。台湾多数是选我的，我从来不抗议。为甚么要抗议，抗议才是笨啊！所
以，他们也称我是中国作家，也把我放在台湾作家。大马现在已开始排挤我
了，早期的诗选都有我的，比如《大马诗选》便有我的，但是后来最近的诗选
已没有我的，其实，我有点失望。当然，在身份证上我是新加坡公民。不过，
这种身份便是只要你写得好，大家都会争，如果你写得不好，你的国家也不要
你。世界上有名的作家James Joyce、T。S。Eliot，英国和美国抢得一塌糊
涂。欧洲太多作家不管是不是用德文书写，只要是语文通的话，每个国家都会
争。比如印度的作家泰戈尔，在牛津诗选里都有他的诗篇。他是印度人，就因
为他的作品好。而我们在突显自己时，无论是题材或主题上，恐怕跟自己生长
的土地和民族有密切的关系。那便需要自己给自己定位。安：谢谢。听了一轮
各位参与者的表白，有双重认同的，有比较简单清白但是却在内在有著流离的
感觉的，同时，也有回答不出来，因为太复杂太困扰，但同时也有非常单纯简
单而感人有趣的表白。我原本是定了五个题目，由于时间的紧促，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觉得我定的第一个题目最有挑战性，所以，就把这个题目在大家的表
白之后，应该有很多的火在开始点燃，我们便把这个火传到台下去，看看有没
有观众要提出问题，或者是要有所表白的。我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允许
两个问题，每个问题不超过一分钟。有谁要继续点火的？

吕：大家好，我是吕育陶。关于身份定位问题，我是觉得很多都是关系到我们
的书写内容。如我们写的是南洋，所以，那些外国作家便把我们定位为马华作
家。而我们所写的都是旧时代的南洋，或是写胶林或会馆一些陈旧的东西。我
觉得这些东西便像张艺谋的电影，是拍给美国或外国人看的。他们要看到的是
中国的破落及陈旧，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写些比较现实的马华的东西，来作为
一种身份的定位。比如我们写政治诗，但是又想到一个问题，台湾人根本看不
懂在马来西亚发生的事件，因为他们对我们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写政治诗去
台湾是根本没有机会被发表的。所以，我们来来去去只能写马共或是一些陈旧
的南洋。谢谢。

陈：吕育陶炮火打下我这边来，我要还你两招。台湾的诗评家学者不是蠢货，
不是因为你写的南洋，让他感到陌生、新鲜感而认同你，你写得不好，他根本
不甩你。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你要把南洋写好，人家才理你。这是个重点。我
想，南洋虽然是个过去的东西，可是，我请问大家，你们看过多少首？除了王
润华老师写过的之外，很少，对不对？起码在座的各位有谁写过南洋的题材
呢？除了吕育陶，还有陈鹏翔老师。但陈鹏翔老师不算，陈鹏翔老师在我的潜
意识是旅台的，跟我是同一阵线的。换言之，大家都没有去努力。

安：好，非常有志气的回答。还有要补充的吗？

王：其实，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因为是我写本土的，我并不意识说每个人都要
这样写。就是不管你写自己本土的，还是写像英国的康拉德，他写的都是海外
的。但是一样成为大作家。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永远都没有陈旧或新的，主要
是看你自己的表现的手法、语言有没有创新。黄春明写<看海的日子>，大家觉
得很好，那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主题，而是因为他的语言，他的技巧，他
的思想感情，是属于黄春明的，才会使这部关于妓女的小说会成功。文学作品
写来写去都是人类的事情，当然以后可能是写月球的，但是至少目前大家重复
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当你拿出来的是文学技巧，艺术及其他思想等各种各样的
东西，那就要靠你自己了。

安：谢谢。最后一个提问，继续点火。陈国汉博士，请。

陈：我是想和王润华教授谈定位的问题。我本身不是作家，也不是对文学有甚
么深入的研究，我只是喜好文学。我觉得定位在作家的思考中，不是绝对绝对
重要的。比如说海明威，据我所知，他所写的著名诗作，都是有关古巴的事
情。《老人与海》是他在那个地方住了很久，有一段情感之后，随心所写的东
西。我认为人有两种，也许是多种。如护照上写明的国籍身份，证明你是新加
坡人还是马来西亚人。但我觉得无论是新加坡人也好，马来西亚人也好，还是
台湾人也好，你到了一个地方，不一定要落地生根的时候，你又对那片土地产
生感情，那就得用自己的情感去表达你对它的爱之后，你便会写出一篇好的东
西。而这不是国际的定义，是你内心的一种表达。所以，我刚才说人最少有两
种身份的认同。在现今的社会里，尤其是海外的华人社会，已经超出两种以
上，我们是多元的认同，如果你是福建人，广东人，你在出国时，别人称呼:
Are you a Malaysian，如果到了祖乡的地方，譬如说海南岛、福州或者广东
等，你会觉得你的籍贯广东福建的背景，突然间会显得非常重要。譬如说你去
到广东梅县，你觉得了不起，自己会说这种方言，那种乡土的感觉很重要。我
认为身为一个作家，他写甚么东西，是他所看到，自己感触到，了解到甚么东
西，就写甚么东西，以他的写作方式表达出来，就有深度。并不是一定要定位
成他是马来西亚人、中国人。

安：是，是。大家还有甚么东西要补充的吗？

王：我有一句话。作家永远都要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

刘：刚才陈博士提到AreyouaMalaysian。我想起素莱写的<沉吟至今>，就是去
了英国，有人问她你是谁，AreyouaChinese，她犹豫了很久我是不是Chinese，
后来她就说：IamaMalaysian。我是马来西亚人。从这边我要回应育陶，还有大
为，关于这些书写题材的问题。我比较注重的就是当代的作家，如果不能够书写
呈现当代他所处身的精神面貌，而需要由后人去写的话，那个所谓的当代精神风
貌还在吗？所以，我想出现所谓时差上的问题，南洋的题材，必须要由80年代、
90年代的作家回头去书写，而不能由当代的作家写出些经典来，以真正记录及反
映那个时候的时代精神，并起著对话及呼应的作用。好像李天葆的情形，好像黎
紫书的情形，基本上都不能回应当代的精神面貌。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偏见，但
到底出了甚么问题？他们都是最出色的作家，而他们偏偏不能够书写及不能够掌
握当代的精神风貌，就是属于80年代，9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的精神面貌问题。我
也相信有一些作家在尝试，而且做得不错的，比如我刚才提的素莱。我想，就我
自己的看法，她的散文若选全五名的话，她肯定在里面，在大马，包括旅台的作
家。这是我的偏见。还有，诗写得很好的是林若隐，虽然她近期不写了。譬如说
她写《猫住在五十七条通的巷子里》，写马来西亚独立，我们华人怎样回应马来
西亚独立，我们华人怎样回应友族跟我们的关系。还有吕育陶写《后马来西亚组
曲》，我们华族到了九十年代应怎样自处、定位。这样子的作品我本身很喜欢，
也希望多看见。虽然所谓的书写时差的问题是一种无可避免的一个局面，当然也
希望能够去补充，但是我还是希望有多一些能够书写当代精神面貌问题的作品出
现。

陈：你刚才说林若隐的猫住在五十七，甚么甚么，反正那一首是模仿杨牧模仿得
相当不错的一首好诗。你说到当代精神面貌，没错，每个人都有，我的当代就是
在台北，那就是我的困境。我没有办法，你们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的权力要我做这
点，因为我根本做不到。但是我为甚么写南洋，那值得写吗？以前的人没有写南
洋或是他们写过，但是没把南洋写好。我是指很早很早以前，三十年代、二十年
代或更早以前，我不管，那个不重要。我写南洋，我没法重构南洋，任何人都没
法重构南洋，我们也不需要重构。我要写的史诗系列，不是一个史诗，而是思考
史诗写作的种种条件、因素，所以它是思辨南洋的诗。我一共写了五首，我分了
三个部分：外篇、内篇、跟杂篇。已经有五首了。我想等我写完十二首时，算是
个交代。所有的批评、指教，那时才一起来面对。在这个期间，先不要对我下任
何轻妄的定论，我会这样这样子，因为这些年来，我听说很多传言说我只能写这
个。你要搞清楚，南洋只不过是那么几首诗的一个部分，我写的诗发表了两百多
首，虽然并非全部发表在马来西亚，那只是我所发表的一部分。为甚么大家只看
到这一点呢？讲完了。谢谢。

何：我也想要回应一下。刚才我只是回应王老师与刘育龙的讲话。我的感觉是，
刚才王老师说每一个人都要写他身边最熟悉的事情。我想最主要地关键是说，你
对那个地方有感情，所以你就写那个地方。那也牵涉到记忆，所以王老师说对马
来亚，那个记忆就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那像陈大为，我刚才所听到的是你可
能将本地当成一个艺术品，然后完成它。差别上是在层次上有点不一样。吕育陶
说我为甚么不写那个东西，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写。事实上是看我们关心甚么，所
以如果说李天葆，他不写有所谓当代精神面貌，我想主要是因为他认同关心的意
识不在社会的大事，他关心困扰他的是文化的问题，可能是受很多社会因素的影
响，像王老师说去台大就写了很多现代主义的东西，我想那个东西基本上也是一
种认同的东西，因为处在那个时候，它变成一个风潮、一个话语，大家就跟著那
个走。所以我的感觉是在每一个场景，总有一种让我们觉得活在主流或者是受到
影响的空间。

钟：我想请问刘育龙，如何看待白先勇跟张爱玲的作品？他们都在书写过去。像
白先勇一个没落的时代？

刘：很简单。当然都是中国文坛第一流的作家。其实我要澄清我不是针对大为，
也不是针对怡雯来谈这个课题。如果说对书写当代精神风貌，我对本土作家有更
高的要求。更把炮火锁向这些本土作家的。

王：刚才提到李天葆的小说，没当代精神。这个我要替李天葆辩护。因为我目前
正在替李天葆写他第二本小说集的序。我怕李天葆出现，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时间
写。他已经叫我写了两个月。其实李天葆表面上是写那些妓女、舞女，常常他会
把五一三事件、戒严啦，都带进来。他不正面写是他聪明的地方。如果诸位好好
读一读李天葆的东西，李天葆把吉隆坡当做一个马来西亚的首都，很多政治事件
实际上都出现。要你们会读小说的才会发现。

安：回应？蛮好玩的。听得津津有味。其实我发现一个事实：主持人少讲话会更
加精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进入第二个提问：马华文坛的文学史是否已达到
了应该撰写或重写的阶段。如果要写的话，文学史应该以怎样的一个史观和方法
的理论来进行论述。既然文学作品已这么多了，那该是怎么写文学史的时候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看参与者就自由地解答？

王：我知道这个问题，没人要回答的，因为都没有一本好的文学史存在。而写文
学史的人是最笨的，我敢说。可能这句话会得罪黄孟文博士。其实他是最聪明
的。文学史是很难写的。因为今天一个人要面对这么多作家，这么多著作。而文
学目前慢慢的从单纯的写实，进入了很复杂的书写方法。怎么去写文学史，尤其
是靠一个人。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是分工合作。在中国大陆，一般文
学史，尤其是现代文学史，我都不读的。但是有一两本书籍最近开始例外。譬如
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由吴复辉跟钱理群写的，还可以读。他们的分工就
是模仿剑桥大学的文学史的编写方法。如果诗歌我最擅长，我就写一小段，别人
在写一小段，然后到最后，大家再来一个沟通的方法。像这种文学史还可以，不
过怎么写，我还不敢提。还是少说为妙。

何：王老师刚才说这个文学史就是很难写。我们有的大概就是方修的。我觉得根
据王老师的讲法，我们需要很多个文学史，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产生很多问题。
大家可以变成一个多元的社会。而目前的情况就是，一写之下总会有很多的成
见，会惹很多麻烦，特别是文人。马来西亚的文坛最大的常识就是争论。如果从
马华文学这个角度来看，很多问题都理不清。我想今天有这个文学研讨会，已经
是很好了。如果是有文学史的话，又不只一本，大家能以更开放的心情来看待，
那何尝不是好事。

刘：关于这个重写文学史，我身为一个作者兼一点点评论者的身份，我本身的偏
见是到了重写的时候。因为方修编的文学史企图在做消音的工作--消灭某些声音
的工作。到了当代，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某些较弱势的声音。也许比较难听的声
音，我们能不能够让它再重新出现？我想重写的话，我们已经不是注重主流的声
音，而是主流以外的那些杂音。接下来的文学史要怎样写呢，我很同意王博士的
看法：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写，一定需要有个编委会来进行。如果是简单的，是不
是有出现类似方修编写文学史的盲点，用很简单的分类法，譬如说比较早期的我
们就归类成写实的﹔更早期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影响，然后写实、然后现代、然后
现代写实的交流融合，然后到后现代。但是类似这样子的划分法是不是也有问
题，是不是又再做另一种消音的工作呢？我想这是对那些有志于编写文学史工作
者去思考。我总希望文学史能够仅可能兼容并包，不要消除太多的杂音。能够让
众生喧哗的话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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