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唐晓渡

大学年华

  无论童年有多么阴郁、不幸、混噩,我们仍然能穿过那些难忘的岁月。克尔凯郭尔长大了--至少"作为精神"长大了。哥本哈根城里有了这样一位青年:一头蓬乱的卷发;面容白皙;前额聪慧方正,但显得特别神经质;眉脊稍高但并不隆起,两道直眉下,是一双稍稍下凹的漂亮眼睛,这双眼睛清澈透明,初看上去十分善良,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忧郁和紧张,尤其从右眼中透出隐隐的焦虑,宛如来自一种莫名的不安,在这只眼睛中,还能看出一种冷冷的智慧,以及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神情--有点像一丝苦笑,而左眼中则透出一份敢于直面事物的勇敢和正气;眼睛不算大,但在瘦削的瓜子脸上倒显得颇为大方;鼻子与眼睛相称,鼻梁较长,鼻尖低低地压住薄薄的上唇,同时又略略外翘,更显得有些自负而尖刻;单薄的鼻翼有一种紧张的收敛感;饱满的下唇被薄薄的上唇抿紧,下巴瘦削,整个脸部的结构格外给人一种感觉:这个人独自承受着难以测知的分量,并因而充满了敌意,别去惹他,否则他的痛苦和忧郁随时会变成刻薄的讥嘲喷薄而出。

  那双美丽而忧郁的眼睛挽救了克尔凯郭尔的容貌!然而,他整个人的外观却不那么幸运。如果说近距离的审视让我们感到这位青年不凡的禀赋,那么,当我们退到一旁,在人群中再去打量他,就会发现他身材细长,脊背佝偻,步态甚至有点趄趔。他的嗓音十分刺耳,那种神经质的紧张音调和节奏,大大破坏了他眼睛里的美感。整体形象与眼睛中深不可测的美丽和忧郁不大相称,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眼中已有的疑惧、焦虑和不安更深了,而他智慧中很大一部分也随之变成了讥嘲和反讽,并逐渐形成一种表达风格。

  从父亲那里承继的财富、地位和禀赋,以及他自己磨练的尖刻反讽,为克尔凯郭尔绝对孤独的人格提供了一副理想的甲胄,使他得以怀着隐蔽的敌意和对立;在人群中生活下去。

  1830年之前,克尔凯郭尔已经在哥本哈根一所著名的男子学校完成了初等教育。这一年,他接到哥本哈根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他将在那里开始新的人生。

  183O年的丹麦,正处于社会变化的转折点上。国王腓待烈六世自18O8年即位以来,曾经推行若干自由与改革举措,为不幸的丹麦带来一些生机,尤其为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恢复作出了贡献。但到183O年,国玉已年过六旬,日趋保守,时时防范着革命的发生。他开始用心限制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已经取得的部分民主权利,尤其加强了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钳制。正在这时,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巴黎街头又响起了《马赛曲》,人民群众推翻了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上层中产阶级取得了政治和社会上的支配地位,对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压制、报刊预审制度等都被取消了。

  法国人又一次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给欧洲带来变化的契机。消息传到丹麦,无异是为丹麦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界注入了兴奋剂。一系列社会政治变革实施了,对出版自由的限制取消了,社会风气、公众舆论和思想氛围为之一变,敏感的诗人和作家焕发了新的勇气和激情,学术文化界呈现一片繁荣的生机。对于年轻的克尔凯郭尔来说,在这样的年头进人丹麦最高学府哥本哈根大学,真可谓适逢其时。

  其实,在克尔凯郭尔弧狐坠地前后,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进行和结束,欧洲各民族就已经从痛苦中惊觉。拿破仑帝国的阴影威胁着欧洲,包括法国本身的优秀文化传统。为了救亡图存,所有遭受威胁的民族,都自觉地振作起来,从本民族古老深厚的生活源泉中、也从欧洲文化的伟大传统中汲取活力。正在兴起的浪漫主义迅速蔓延开来,在精神、思想和文化领域中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形成一场伟大的运动,改写着西方文明和整个人类的历史。

  这场运动往往凭借历史、民族或自然的壮丽素材,追求对个性、主观性、非理性、想象力、情感、自由等等方面的体验,以及它们的自我表现。浪漫主义与文艺复兴运动有着请多不谋而合之处,它从文艺复兴运动汲取了伟大的营养。通过卢梭、康德等文化巨人,浪漫主义又承继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若干精华。施莱格尔、席勒、海涅、贝多芬、荷尔德林、华兹华斯、济慈、拜伦、雪莱、德拉克洛瓦、籍里柯、……浪漫主义的大潮挟裹着灿烂的群星,席卷欧洲,当时,连费希特和黑格尔这样严谨的人们,也带着不可抑止的热情投身其中,不能自己。

  浪漫主义也冲击着丹麦。当时,在天才的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家中,常常云集着哥本哈根学术文化界的精英,纵论天下大事。一天,民族诗人厄楞士雷革激动地往桌上猛击一拳:"是的,我们的文学没落了!我要使它复苏,否则就让魔鬼惩罚我!"歌德和雪莱们的感染力使丹麦的诗人们发现了古代北欧的历史,并相信可以用它代替古典的希腊。北欧和丹麦神抵们的悲剧写出来了,人们"意识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精神和良心"。厄楞士雷革、海贝尔、豪赫、贝格森、古隆维格、托尔瓦德森、艾基尔斯别尔格……丹麦也有了自己的星汉灿烂。浪漫主义在丹麦也取得了伟大胜利。它那清澈而和谐的形式显出独特的完美,乃至有人认为,如果单就形式而言,十九世纪初的丹麦文学完全可与当时的德国文学一比高低!

  在当时丹麦文化界的浪漫主义泰斗中,海贝尔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出身作家家庭,早年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后来为浪漫主义所影响,转而从事写作,成为多才多艺的剧作家、诗人、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多年之间一直作为丹麦文坛和批评界的中心人物。

  183o年左右,海贝尔正好在哥本哈根主编《哥本哈根飞邮报》,该报在丹麦文化和文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多次著名的文化和文学论争都在该报进行,许多新秀通过在该报发表文学或评论作品而崭露头角,其中就有安徒生和克尔凯郭尔。

  跟当时许多人一样,海贝尔追随浪漫主义的同时,也崇拜黑格尔,在他眼里,黑格尔是"最伟大的天才之一",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跟歌德的诗篇一样,是理想和现实的完美结合。黑格尔是理性主义者。海贝尔对浪漫主义的追随和对黑格尔的崇拜,表明当时思想界受到的两大影响。

  在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从启蒙运动时代到浪漫主义时代,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两大台柱。为反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神性"、"神权"和"王权"等概念,资产阶级针锋相对提出了"理性"、"个性自由"和"天赋人权"等口号,并进一步演变为民主自由的经典思想。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集中体现了这一经典思想。在社会变革的层面上,人们习惯说"自由民主",而在文化思想领域,人们则倾向于谈论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只要资产阶级还处于上升时期,那么,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就将是社会的主流。

  就这样,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是政治自由和社会改革的象征和旗帜,即便对先进的欧洲大陆也是这样,对落后的北欧小国丹麦就更是如此。

  然而,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盟,只在社会变革的层面上才有意义,就单一的个体而言,他会感到两者并非一回事,甚至相去甚远。一般说来,理性是哲学中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它追求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追求对对象的把握和控制。严格说来,理性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与此相反,浪漫主义就个人而言主要是一种体验,它凭借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努力追求对于个性、主观性、非理性、想象力、感情、自由等等的体验,以及对于它们的自我表现。理性主义常常强调人的理性能力,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单纯性、可知性;浪漫主义则强调世界的复杂性,倾向于把人视为非理性的生物,强调人性的双重性和善恶的双重性等等。

  在神秘莫测的宇宙中,在包罗万象的世界中,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在峰回路转的生活中,个人的命运往往难以理喻。显然,浪漫主义为个人留下了充分的地盘。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其空前的恐怖和破坏性的后果带来普遍的失望乃至绝望情绪,而这正是浪漫主义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漫主义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出现。近代工业革命发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近代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社会的发端,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令人忧虑的结果:对于一般社会阶层,残酷的竞争和大量的失业已经让人心有余悸,由此引起的道德败坏进一步带来普遍的不满;而敏感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则产生了更深的忧虑和恐慌--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兵营般的厂房、地狱般的车间、以及无情的机器齿轮更可怕的了,它们与人类高贵而纤细的情感世界格格不入,它们使人失去田园牧歌式的家园,使人失去生存的和谐,失去想象力的青春和激情,失去个性,把人变成工业体系中没有生命力的、冷冰冰的零部件。从卢梭到康德,从席勒到荷尔德林,从华兹华斯到爱默生,要求弘扬个性、回归人本与自然的呼声激动而庄严,深沉而凄婉,明丽而清新。与今天相比,几百年前初露端倪的现代工业生产,其规模和景象怎么也不会让人吃惊。因而,现代人难以理解当时的人们为何如此恐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每个时代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处于人类发展的最前沿。事实上,对当时工业革命持反对态度的人不在少数,而且不局限于单一的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例如,手工业者中著名的卢德派。视大工业生产机器为敌,专门施以有组织的破坏;从新教中发展起来的清教徒认为工业革命正将人类引向普遍的灾难,因而格外强调礼仪、道德、节俭、苦行等等;浪漫主义则是具有先锋意识的知识分子所产生的文化反应。

  与浪漫主义相比,理性主义对待作为个体的人就不那么宽容了。这一点在黑格尔哲学中恰好体现得极为充分。个人在黑格尔哲学中没有任何意义。个人只有进人人群,并跟随人群进入世界历史,才能获得意义。如果说个性、主观性、非理性、想象力、感情、自由体验、自我表现等等,在浪漫主义那里是意义本身,不应该受到限制;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它们只是一些相互依赖的范畴,只能用于对人的历史描述,离开历史,它们就毫无意义。

  浪漫主义最初发源于德国,浪漫主义狂飚中的众多大师和明星诞生于德国大地;那儿也是黑格尔哲学的故乡。丹麦与德国接壤,德国不仅是它唯一的陆上邻国,而且是它通往中欧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必经之路。自古以来,两个邻国之间有着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文化交流甚为密切,现代丹麦人的主要特征是北欧日耳曼人,国内唯一的非丹麦民族也只有与德国相邻地区的四万德国人。德国这个中欧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对丹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更不用说像浪漫主义这样的狂飙突进运动,以及黑格尔哲学这样享受了最高官方荣誉的文化盛况。

  就在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鼎盛时期,克尔凯郭尔考进了哥本哈根大学。无论就政治形势、社会气氛还是学术环境而言,那都是他的黄金时代。人们常说,大学是一方净土,如果世界注定要腐朽,那么大学将是最后一方净土。欧洲就要完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但是丹麦还差了一大步,还在拼命地流着血汗,追逐着财富。生活似乎被一分为二,既有宽松的自由度,同时竞争却又是那么残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头脑发达,四肢单薄,那么他最好遁入大学校园,趋利避害。何况我们的克尔凯郭尔还是那么孱弱畸零!

  带着不幸的肉体和执著的精神,带着童年破碎的回忆,走出老克尔凯郭尔阴郁森严的家庭,跟随时代和命运一道进入丹麦最高学府,年轻的克尔凯郭尔在大学校园里感受到了全新的空气。那些儒雅的建筑,清新的草地,明丽的花园,优美的林荫道,幽静的小树林……呵,更有那些教养深厚、学识渊博、风度翩翩、天资聪慧的老师同学--例如,正在崭露头角的安徒生在克尔凯郭尔之前两年考入了哥本哈根大学,183o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已经问世,伟大的童话天才也已初现端倪。

  在文明荟萃之地,甚至开玩笑也开得那么文明。如果一个人性格孤僻,独往独来,他不会像在市井中那样遭受异样的眼光,甚至恶毒的流言蜚语,同学们至多幽默地认为,他多半患上了高贵的忧郁症,要么就是堕入了情网。的确,克尔凯郭尔进了大学校园之后,表面看来还是那么形影孑孓,但心境是全然不同了。对社会变革本身,很难说他是否感兴趣,但对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宽松氛围,他无疑有能力享受。在市井中,他是无可奈何地孤独,并在孤独中被损害、被剥夺、甚至被侮辱;而在此地,他是在孤独中享受,或者说心情舒畅地享受孤独。诚然,要他不孤独,恐怕不太可能,他已经成人了,过去不幸的生活已经把他给定型了,何况将来的生活中不定还会有别的不幸呢,--所谓心理定势,不仅是一个人陷于过往的生活经验而不能自拔,而且常常还由于他对自身与生活的力量对比有着独到的直觉。然而,他毕竟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他和同学之间也有争强斗狠,但那多半出于保护自己的需要,而且只限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方式。他生性敏感,对别人的批评或幽默尤其难以容忍,会即刻组织反击。他挖苦人的时候,自己首先就十分激动,情绪和语言都颇为到位,加上不敢恭维的刺耳的嗓音,大有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之感。那种过分激烈的反应充分表明了他的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不过,在一群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中间,他的机敏和尖刻的反讽才能的确很好地保护了自己。更何况,父亲的财富保证了他的物质生活,使他没有后顾之忧。无论在教室、公寓、草地、林荫道或别的地方,你会看到他脸上常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恍惚神情,对于一个饱受压抑、极端神经质、终日紧张不堪的个性,这种神情明显是一种放松、轻快、一种喜悦,乃至一种幸福。

  克尔凯郭尔心境的变化不仅是由于生活氛围的改变,还由于他的精神进入了全新的环境。我们想来不会忘记,他不幸的童年生活已经基本上铸就了他的人格结构:他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向外部世界扩张,他只能、也乐意在内在的、精神和文化的世界中寻找和确定人生的幸福和平衡。而现在,在丹麦的最高学府内,可以说他的时候到了。这里不仅有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更有古往今来人类文明的一切文化精华:希腊、罗马、苏格拉底、圣奥古斯丁、宗教裁判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路德、伏尔泰、卢梭……哥本哈根大学,它不仅拥有丹麦最丰富的藏书,而且荟萃了丹麦文化的精英,以及第一流的教授学者。海贝尔,虽然他身在校园之外,但他那才华横溢的作品、多才多艺的学识、尤其是他主编的《飞邮报》,对这片校园影响甚深。西伯恩教授,天主教神父兼哲学家和诗人,最初讲授黑格尔,但在根本上反对黑格尔;受歌德影响,他认为生命、个性、情感、思想以及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本是运动不息,水无止境,不可能被人为的哲学体系所涵盖,生活高于理性,哲学应该向信仰靠拢。保罗·穆勒教授,诗人兼哲学家,他只在个别问题上接受黑格尔的观点,但在总体上对黑格尔哲学持批评态度。作为一位抒情诗人,他当然深受古希腊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坚定地要求艺术高于生活。明斯特神父,当年老克尔凯郭尔家中的座上窖兼家庭牧师,在183O年前后他正好完成了沉思多年的教义学,他公开反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坚决拥护古典逻辑学。古隆维格,丹麦伟大神学家和诗人,丹麦人民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同情心、感染力和雄辩力都无与伦比。浪漫主义与他天生有缘.使他热衷于从纯粹个体的角度,对基督教作出独立的理解。神学教师马滕森,早期倾心黑格尔,后来则专注于基督教教义学的研究……教师们对克尔凯郭尔都有很深的印象。

  这位神经质的青年独来独往,沉默寡言,然而却具备杰出的想象、思辨和批判才能。在这些教师中,对克尔凯郭尔影响最深的,要数西伯恩和保罗·弥勒两位教授。西伯恩教授心地善良,为人公允,热爱学生,关心社会问题。他提倡一种谨慎的怀疑论,认为宗教和哲学信仰有赖于个人的洞察力和深度。这种对个人性的强调,导致他后来完全走到了黑格尔体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对立面,形成一种强调个体人格的生命哲学。他认为应该用"生活之诗"来代替哲学体系,所谓"生活之诗",就是打破生活方式的陈规陋习,打破只有表面意义的社会地位、职业、身份、名份等区别,去体验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真正的意义。例如知识分子每天花几个小时去体验和领悟工人的劳作,反之亦然。西伯恩在他的《迎布里埃利遗书》中表达了这一系列思想。这本优美动人的小册子为克尔凯郭尔所喜爱,其优美动人的文风后来影响到克尔凯郭尔的美学作品和布道词。无论就思想或形式而言,克尔凯郭尔都从西伯恩那里受到熏陶。他对这位良师充满了敬意,不过,他认为西伯恩的宗教人性论有点缺乏原则性,其怀疑论也不够彻底,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有些过分。西伯恩的生命哲学影响了他的同事保罗·弥勒。后者也是克尔凯郭尔情有独钟的老师之一。他举办的讲座不仅在内容上讲述古希腊哲学,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等,而且在形式上也追求古希腊古朴、自然的境界:即追求那种演说者与听众和谐相处、亲近无间的演说方式。他以"关于灵魂不死之可能证据的几点思想"为题开设课程,用他所推崇的希腊境界对照黑格尔"自作聪明"的庞杂体系,一面清算黑格尔,一面继续深化西伯恩的生命哲学。多年以后,这种哲学在他们的学生克尔凯郭尔手中得到根本性的推进,并最终演化为著名的存在主义思潮。

  马膝森也曾受到西伯恩的影响,克尔凯郭尔一年级时曾受业于他的门下。但是他不喜欢马膝森的"狂妄"和家长式的教学方法,认为他是一位典型的"教授"。古往今来的书本、学说、思想、作品、人物在校园中熙熙攘攘。尽管克尔凯郭尔尊重父亲的意愿选修了神学,但他主要的兴趣却是文学和哲学。--在这里,神学虽然只是对上帝的理论讨论,但是,它总是不由自主令克尔凯郭尔想起老克尔凯郭尔阴郁森严的家庭;另一方面,又有多少人在青年时代不是对文学和哲学情有独钟呢!克尔凯郭尔沉浸到柏拉图、苏格拉底、莎土比亚、浪漫主义作家以及晚近哲学家们的著作中去了。他拼命阅读大学图书馆里丰富的藏书,认真从教师们那儿汲取教益。如今,克尔凯郭尔那独特的想象力和思辨力有用武之地了,--他用那么痛苦的代价从父亲那儿承继的东西,怎么会没用呢!在开阔而宽容的文化视野中,他得以优雅地陷入沉思。想象和恩辨引导他越过一个个问题,越过一个个幸运的时刻;思想像成熟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无时不在的人与事,从来在他周围阴郁地蒙绕不去,如今却友好地悄悄退散,远远地柔和地环绕,把这位自幼不幸的青年留在沉思冥想中,独自享受这种从未有过的"天使般的幸福"。

  就像一个外省小城的青年走进了都市,克尔凯郭尔的活动领域也随着思想的解放开始扩大起来。文学和哲学的精华与他的思想感情相碰撞,开阔着他的视野。那时,海贝尔还没有离开他主编的《飞邮报》,这份报纸在校园里颇负盛名,各个版面上常常能读到优秀的作品或重要的论争,也偶尔见到安徒生和其他新秀的佳作。年轻的克尔凯郭尔也鼓起勇气,他运用刚刚汲取的浪漫主义和新潮哲学营养,试着写作一些文学性和哲学性的评论,并把其中的成功之作寄往《飞邮报》。海贝尔对这位年轻人的作品表示了兴趣,用不同的方式对他表示鼓励。跟当时所有卷进浪漫主义狂飙的文学和哲学青年一样,克尔凯郭尔也常写诗。他没有安徒生那样幸运,能够在海贝尔的报纸上发表诗作,并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坚定地将自己看作诗人。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常以诗人自居。

  在哥本哈根大学优美的校园里,克尔凯郭尔尝试着新的人生。然而,所谓命运,常常是指那些无法为我们自己所把握、所控制的东西。人们常说,性格就是命运。如果把这句话看作对人生的激励,让人在无法把握和控制的不幸面前要坚定自己,自己主宰自己,向生活积极进取,那么它是对的。如果把它看作是对性格软弱的人无法把握命运的批评,那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把它看作是对人与生活之关系的客观描述,那么它就错了。也许我们能够说,一般而言,性格,尤其是铸成性格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是一个人命运的主要成份。

  如果说,就一般人而言,我们关于性格的理解也许有点大而无当,那么,对于克尔凯郭尔这位不幸的天才,这种理解却有着惊人的穿透力。正当小克尔凯郭尔开始漫步新的人生之时,命运却向他当头显示了神秘的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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