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从世俗人生全面撤退回来：从婚姻、从责任、从伦理、从物种角色、从人群、……一句话，从具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社会人生。

　　然而，如果认为这就是克尔凯郭尔总体撤退的全部内容，那就错了。不要忘记，我们这位年轻人仍在他那永恒不灭的焦虑和痛苦之中，但已曰渐羽翼丰满，耳朵里全是上帝的召唤，眼里闪烁着天才、英雄或诗人的光彩。

　　由几乎笼罩一切的焦虑所产生的普遍性敌意，在与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社会人生对抗遭遇之后，现在投向了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庞然大物。

　　他就要从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撤退回来了。然后，他将向信仰骑士的高峰前进，在那里，面对不可测知的无底深渊，他将完成最后的"绝望的一跃"。

　　我们还记得，生逢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鼎盛时期，克尔凯郭尔受到两者的重大影响。从大学时代，他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就几乎被这两者所笼罩。就其焦虑、压抑、敌意、因而难以与人群为伍的人生而言，浪漫主义固有的反叛精神与他天生有缘。他极为个体性的生活方式、他向人群所作的"浪漫主义"式的俯冲、他对父亲的反叛、他与蕾琪娜的爱情等等方面，都体现出浪漫主义的深刻影响。

　　然而，主要从那次俯冲所遭到的宿命式的打击中，他开始感到浪漫主义也自有其问题所在。父亲之死和恋爱期间，他对有关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的思考，其结果部分地体现在他于此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克尔凯郭尔首先把浪漫主义视作一场伟大的解放运动，它通过对情感世界和想象力的解放，为人们开启了内在生活的源泉。浪漫主义反感资产阶级实利主义，厌恶它对精神价值的冷漠，克尔凯郭尔对此尤有同感。所谓资产阶级实利主义，用他那伤人感情、尤其在当时显得极为离经叛道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庸人"，他们满足于社会提供的享受、沉涸于社会曰常事务、陷身于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不仅自己在琐碎、枯燥的生活和安全感中了其一生，而且对任何打破常规的人物或思想感情拒之门外--无论他们是否离经叛道。

　　从世界性的实利主义偏见中，浪漫主义试图拯救出一种文化，呼唤出一种激情，并通过揭示激情的意义，强调一种全新的理想主义。实利主义无视人的个体性，把人变成最小公分母，对于这种破坏性的后果，克尔凯郭尔和浪漫主义一样始终加以无情的攻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克尔凯郭尔用人生实践过浪漫主义，参加过浪漫主义对资产阶级实利主义的反叛。在俯冲、感觉和思考中，他很快便意识到浪漫主义人生态度中存在着诸种危险，这种态度使人不负责任地沉溺于情感与幻想之中，它对情感主义的偏爱"冲毁了一切界限"。跟在其他方面一样，克尔凯郭尔对浪漫主义的批评，部分地与他对生活的无奈有关。至少，浪漫主义充满激情和反叛倾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需要一种勇气：一种一往无前的精子中、一种"豁出去"的气概、一种"彻头而又彻尾"的痛快和潇洒--无论它属于"浮土德"式还是"唐·璜"式，无论它偏重精神还是肉体，而这些东西，正好为我们这位焦虑不安、心怀畏惧、三心二意、优柔寡断的青年所缺乏。

　　不管怎样，在他的学位论文《论苏格拉底的讽刺概念》中，他希望人们注意浪漫主义态度无视人的道德需要，浪漫主义把个体从资产阶级实利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却又可能用梦想和幻想对他造成破坏性的结果，用浅薄的生活态度冲蚀掉个体所有的精神特性。就这种破坏性而言，浪漫主义中隐含着实利主义的对称性。他特别指出，浪漫主义的讽刺尤其具有破坏性的效果。

　　让我们赶快离开枯燥的学位论文，回到他那绝对独特的人生中去。我们应该能够看出，告别蕾琪娜，他也就在根本的意义上告别了浪漫主义(当然包括"浪漫主义"式的、俯冲式的生活方式。应该说，在失去爱人的痛苦中，一时想要放荡不羁的念头不是没有，但那绝不是主流，甚至可以说，那仅仅是念头而已)。告别实际上在动身之前就开始了。我们还记得那沤歌蕾琪娜为女王的日记，甚至在那时，那满怀魅力和诱惑的浪漫主义爱情之神，已经受到了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彼岸世界--的挑战。"我渴望的人"正在发出看来比爱神更温柔的召唤。我们还记得那痛悼浪漫主义爱情的日记，"我'就出去痛哭'"(《新约·路加福音》语)--那既是对浪漫主义爱欲的哀悼，也是对神圣之爱的迎迓。如果说克尔凯郭尔与浪漫主义之间有着诸多共同点，那么，他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后面我们将看到，黑格尔哲学刚好是克尔凯郭尔的天敌，是他在后来的思想人生中倾全力反对的东西。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在告别浪漫主义的时候，却与黑格尔哲学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在他的学位论文中，克尔凯郭尔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黑格尔主义者。在那里，他不仅用黑格尔哲学论证苏格拉底，也用它攻击浪漫主义。他频频引证黑格尔，仅仅在后一部分，这种引证就达三十多处。有趣的是，他在这里所得出的结论，刚好是他后来痛加反对的东西。

　　然而，也许正因为他的黑格尔主义，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刻了解，才使他后来能够洞察黑格尔哲学的要害，从而对之展开尖锐的批判。就正如他要经过了"浪漫主义"生活方式的俯冲，才得以了解浪漫主义的症结，从而告别了浪漫主义一样。后面我们将看到，告别蕾琪娜这一行动，实质上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彻底反叛。从这一行动中，克尔凯郭尔天才的思辨能力一定直觉或意识到了重大的逻辑结论--无论其程度如何，他一定有所直觉或意识，因为，面对黑格尔哲学，这一逻辑结论实质上捍卫了这一行动的正确性。反过来说也许更为准确：正是告别蕾琪娜这一"人生大策略"，或者说正是克尔凯郭尔的人生道路，使他最终不可能接受黑格尔哲学，相反会成为它彻底的反对者。

　　大约在告别蕾琪娜前后，他多半就有了这种直觉和意识。告别蕾琪娜之后，他赴柏林了解哲学最新动态。当时，黑格尔已在十年前(即1831年)去世，他学术上的敌手谢林正雄踞德国哲学讲坛。克尔凯郭尔在那里听了谢林大量的哲学讲座。谢林是德国哲学中的浪漫本体论大师，当时正在构建和讲授他的后期哲学。他认为现实中的感性个体能够拥有艺术审美的直观力量，依靠这种力量，个体有可能在一刹那间把握永恒的实在，接近上帝。这一观点正好与黑格尔的观点针锋相对。在柏林的四个半月中间，克尔凯郭尔听了谢林的大量讲座，无疑受到诸多教益。

　　按照克尔凯郭尔自己的回忆，大约正是在这段时间，某个星期天下午，他照例坐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公园的咖啡座外面……学生生活已经十年有加，虽然从未懒惰，但大多数时间仍用于东游西荡和无具体目的的思考，至今了无建树。他衔着雪茄陷入沉思。多少事情在他心头盘旋。在这世上，许多人已经出类拔草，他们的工作和努力宛如是在施舍人类，使得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轻松和简单：铁路、巴士、汽船、电报、报刊、速记法……；更有那些思想家，依靠其思想的力量，让精神的存在也变得越来越轻松和简单。

　　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在眼下实利主义的时代，无论是物质的体系还是思想的体系，都在趋向于把人变成机器上的齿轮，变成组成人群的无个性的元素，变成大众社会的最小公分母，变成体系中的片断，变成传媒的复制品，变成被消费的消费者，变成公共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受害者或牺牲品……。他思潮起伏，雪茄燃了一根又一根。为了让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和简单，各种各样的个体正在放弃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特存在，无原则地进入人群，组成标准化的大众社会。在这样的时刻，真正的危险就只有一种：那就是太轻松和太简单。既然如此，人们真正的需要就只有一种：让生活和人生变得困难和复杂起来；或者说，人们需要从人群中、从标准化的大众社会中返身退回，重新确立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特存在。

　　当然，人们也许对自己这种真正的需要尚无自觉，但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有一个人，本着与那些出类拔草之辈相同的人道主义热情反其道而行之，到处制造困难，把被他们弄得过于轻松简单的世界弄得复杂起来。"宴会上，客人已经吃得过饱，某人关心的是另行奉上新的佳肴，而另一个人却为他们准备了呕吐药，……"

　　克尔凯郭尔浮想联翩；也许，他一生与人群格格不入的遭遇、尤其是最近解除婚约之举以及随之所引起的满城风雨，也在心中百感交集地翻腾；也许，这是内心信念与抱负的落实，是神圣之爱的启示……。不管怎样，就在那一天，他明确了自己的人生使命，确定了要做作家的决心。他要为这时代制造复杂和困难，打击因为物质和文明进步而产生的沾沾自喜。他要像他学位论文所研究的苏格拉底那样，甘愿为他的同胞充当讽刺的牛虻，刺激他们，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无知，让他们觉察人群中隐藏的危险，从而珍惜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特存在。他尤其是要打击黑格尔哲学体系，因为，在他看来，正是黑格尔哲学大胆饶舌地试图向人们证明，他的思想体系如何正在使存在曰趋轻松和简单，而这一存在又是如何地合理。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正是这一实利主义世界的代言人和辩护士。黑格尔提出了一种存在哲学，而他则要提出一种针锋相对的存在哲学，破除黑格尔哲学对个性的抹煞，对良知的蒙蔽。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黑格尔哲学眼中的世界的确显得太轻松和简单了一点：对立统一决定了理性的总体，或者说理念，它是唯一完整的实在。意识和哲学存在的任务，是去发现对立中的统一。以此为前提，一系列更高级的任务被规定下来：伦理存在的任务是统一人格和行为；政治存在的任务是将个人统一为国家；而宗教存在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世俗国家的分离、以及它在世俗国家的运作，去达到和感知"绝对"。黑格尔认为，历史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意味深长的道路前进，经历一系列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改造旧的秩序和结构，在地球上建立起美好的理性之城。

　　在黑格尔那里，人的个体存在，就其本身而言并无完整的实在意义。不仅如此，个体的人身上所与生俱来的个性、主观性、情感、非理性、想象力、信仰等等的存在也是这样，它们只是一些相互依赖的范畴，只能用于对人的历史描述，离开历史，它们本身没有完整的实在意义。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凡存在总是合理的。个体及其精神的诸成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符合理性的总体，它们依赖和总体的关系，最终包括在总体之中。换句话说，除了依赖与总体的关系，并最终包括在总体之中，就再不会有什么东西存在。以最为捉摸不定的情感为例。一般说来，情感只有依赖个体的生命而存在，但是，个体的生命只不过是总体的一部分。黑格尔总是坚持认为，只有当个体的生命与社会、国家、文明相关时，它才是存在的。个体通过其职业与奉献与社会相关、个体作为公民与国家相关、并最终与文明相关，这是个体存在的前提。我与我的国家密切相关，国家又是巨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而绝对理念就在这一进程中展开。由此，我们达到具体而又无所不包的理念。我们就能从最难以捉摸的情感提高到普遍的理念，它的唯一的实在，也是永恒的实在，所有具体的理念，比如，艺术作品、人、国家等等，都只是它的一部分。

　　这样，个体及其个性、情感、想象力、激情、信仰等精神层面，其本身的存在意义就被否定了。如果要试图寻找其意义，就必须首先去思想，通过理性的思考，从它们与总体的关系中去寻找，看它们是否具有意义。换句话说，在黑格尔那里，存在就是去思想。黑格尔是冷酷的，他曾说，如果一本书没有发表，没有变成正式出版物，没有变成铅字，并由此在历史上发生影响，那么，这本书实际上就并未在历史上存在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甚至把一本正式出版的书都看作是一部局部的历史，通过对这一局部历史的思考，我们可以肯定它的存在。

　　可以想象，克尔凯郭尔对这一套逻辑是多么反感，尤其是当他想到自己难言的一生，更是会激发起多么巨大的批判热情。如果一本书没有正式发表就没有意义、没有存在，那么，一个人没有依照常规的伦理和道德进入人群。没有彼人群加以"正式"的承认，不也就没有意义、没有存在吗?要是那样，多少人事沧桑，多少生命的血泪，都被否定了。不，不会是那样!他可怜的父亲、他悲哀的家庭、他不幸的人生、他所承受的不可思议的一切……不，一切的一切都有意义，都存在过。更不用说那神秘的畏惧之畏惧和绝望之绝望，那来自彼岸的神圣呼唤，以及他内心深处的蕾琪娜!

　　克尔凯郭尔非常清楚，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逻辑，使人们拼命试图进入人群、进入婚姻家庭、进入传统的伦理道德、进入大众社会、进入官方团体、进入正式出版物、进入教授职位、进入体面阶层……并因而进入普遍性、进入历史。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满眼满耳都是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庸俗琐碎、投机钻营的资产阶级实利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人的良知才受到如此空前的蒙蔽，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才遭到如此严重的剥夺，人的个性、情感、想象力、激情、信仰等等才如此地贫乏。甚至更糟糕的是，为了进入历史，人们可能不择手段。以历史的名义，以理性的名义，以国家、民族、社会、传统道德、家庭婚姻、义务责任的名义，甚至以自由的名义，人们可以挺而走险。在历史和光荣的旗帜下，人们可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不，不能像黑格尔那样去理解存在：存在不是去进入历史、进入人群、进入……。存在并不是理性的证明。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历史和人群的证明。存在的意义不是通过历史和人群去过搜寻。存在并不仅仅是去思想、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去思想。存在首先是退出，是悬置。存在是"把眼睛从理性中挖出来"!存在是焦虑、是不安、痛苦、是血肉淋漓、是畏惧与绝望、是恐惧与颤栗；存在也是个性、情感、是想象、是激情、是信仰；存在，那就是去生存、去决定、去选择、去见证、去活出来一个自己的人生。

　　大约一年以后，即1843年2月20曰，克尔凯郭尔出版了他作为思想家的第一本专著《或此或彼》，同年10月16曰同一天里，他又出版了另外两本著作《恐惧与颤栗》与《重复》。在这三本书中，他对自己迄今所遭遇到的人生和思想问题作了初步的清算，他在其中讨论了不同的人生，以及对人生的选择问题。特别是前两本书，属于他最重要的著作之列。三十岁的他开始了作为思想家的一生。

　　《或此或彼》由几篇不同的作品组成，在本书中，克尔凯郭尔主要探讨了浪漫主义人生态度可能带来的道德隐患，以及与之不同的道德人生。克尔凯郭尔首先描绘了所谓"审美的人生"。著名的唐·璜就是审美人生的典型人物。审美的人或者像唐·璜一样，渴望从女人身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快乐，并且千方百计逃避婚姻的责任。或者，他从艺术作品(如莫扎特的歌剧等等)追求最大限度的快乐，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对他人和道义都采取不承担责任的态度。审美人生固有的快乐和自由只能使人感到片刻的满足，但在得到某个女人或某件精巧的小玩意后，厌腻和空虚会随之而来。而且，审美的人在根本的意义上总是要被命运所左右，他无法深入到内在的主观经验之中，无法把握永恒的意义，他必须依靠外在的人或事得到快乐，因而，他是外界环境的牺牲品。克尔凯郭尔塑造了一位"勾引家"约翰尼斯，其人采用精心设计的勾引手法，征服了一位少女的心灵和人格，以至少女到头来竟认为是自己勾引上了约翰尼斯。达到这样的目的之后，他便抛弃了这位少女。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快乐在于勾引的手法而不在于肉欲的征服之上。克尔凯郭尔在这里揭示了审美人生所带来的危险性，即生活本身的丧失。

　　接下来，克尔凯郭尔探讨了"道德的人生"。有道德的人认识到，通过娱乐、审美、或其他外部事物去追求幸福，注定不能成功。道德的人不像审美的人，他注重内在的、心灵的和谐，献身于自己认为是正当的事业。道德的人强调善良、正直、节制、仁爱等美德，他认识到，如果缺乏这些美德，生活便会变得肤浅、冷酷无情、了无意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道德的人总是根据自己认可的道德规范对他人承担义务，摈弃满足个人欲望的自私心理。十分重要的是，在本书中，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人生的选择问题。克尔凯郭尔认为，对于个体来说，并不存在道德人生与审美人生的比较原则，两者之间不存在谁更优越的问题。审美人生不等于恶，它只是没有善恶观念而已；同样，道德人生也并不就等于善，它只是在人生中奉行善恶观念而已。这就意昧着，放弃审美人生而选择道德人生，并不存在可以依据的道路，它只是个体的主观选择，即在生活中采取一套过去所没有的善恶观念。他还指出，放弃审美人生而选择道德人生，并不意昧着审美人生内容的全部淘汰，只是说，道德人生把生活的审美方面摆到了恰当的位置上。这样，道德的人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因而也就得到在审美人生中所不具备的人格。在《或此或彼》的末尾，克尔凯郭尔指出道德人生与审美人生一样，也有莫不足之处，并含蓄地提出了宗教人生的问题。

　　在《恐惧和颤栗》中，克尔凯郭尔通过《旧约全书》中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故事，全面展开了宗教人生与道德(伦理)人生的比较讨论。以撤是亚伯拉罕和妻子老年所得的爱子，他爱以撤胜过爱自己。有一天，上帝要亚伯拉罕杀死以撤作为牺牲献给他。在这个令人畏惧的问题面前，亚伯拉罕面对着伦理人生和宗教人生两种不同的选择。他或者把刀子插进自己的胸膛，从而成为千古流芳的伦理英雄、悲剧英雄，或者，既怀着对上帝的绝对忠诚，又怀着上帝不会要走以撤的不可证明的信念，以巨大无边的缄默、以承当一切的胸怀、以不可言说的痛苦，去执行上帝的指令。亚伯拉罕选择了后者，那是一种令人恐惧和颤栗的悼论和绝境：在信仰带给人压倒一切的痛苦之时，又要忠诚地面对信仰，那么，人不可能从其他任何东西(包括伦理)得到帮助，他只能孤零零地恐惧和颤栗在生与死的边缘，只能独自面对一片无边的绝望。

　　最后证明，整个事情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信念的考验。通过这场恐惧和颤栗的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念经受了洗礼。要是他一开始面对的是古希腊传说中阿伽门农曾经面对的境况，那就好了，他就不会经受如此巨大的痛苦。阿伽门农是迈锡尼王。在一场战争中，他为了国家的利益痛决爱女伊英琴尼亚，把她献给阿耳忒弥斯女神作为牺牲，并因此赢得了胜利，他自己则成为整个国家伟大的悲剧英雄、伦理英雄。对于将要失去爱子或爱女的痛苦而言，亚伯拉罕和阿伽门农之间并无根本的区别，但是，在最痛苦的时刻，阿枷门农可以言说，--至少在内心可以言说。他的痛苦可以因言说而得到抚慰。这是因为，他的行动是以伦理为依据，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依据，是以人群为依据，是以历史和普遍性为依据。

　　他的行动是有意义的，特别是，这意义是可以通过思想而找出来的。而且，不仅他主观上有言说的自由，客观上他也处于必然言说的境况，因为，伦理的范畴本身就要求着言说。亚伯拉罕的境况则完全不同。因为，他的行为不是以伦理而是以信仰为依据。在那最绝望的一刻，他平日里坚守的伦理准则被悬置起来了--那时他不能依据伦理准则，因为这不仅是上帝的要求，而且也是他自己的要求。作为伟大的父亲，他爱儿子胜过爱自己，这是他人生最美丽的伦理准则，是他老年得爱子的一生中最美好的希望，而眼下在上帝的要求面前，在绝望中，他只能痛苦地悬置这一伦理准则。在作为造物主的上帝那至高无上的力量面前，他只能放弃自己，承认自己的被造性。

　　离开了伦理，也就离开了人群。他无法面对以伦理为基本依据而组成的人群。他甚至无法面对自己的妻子，甚至也无法面对自己的爱子。在那一刻，他成为一个绝对孤独的人。他不仅面对着可能要失去爱子的痛苦，而且，他的行动无法从任何地方得到证明，他行动的意义无法通过思想找出来，他所遭受的一切无法言说。他只能沉默，这沉默既不因为是要放弃爱子，也不因为想要保全爱子。他只能沉默，既为上帝，也为他自己。他只能怀着巨大无边无人知晓的苦痛，在无底的深渊面前完成最后"绝望的一跃"。于是，在那最后的时刻：……亚伯拉罕没有说什么。只有一个语句保留了下来，即他对以撒的回应，这足以证明他先前一言未发。以撤问亚伯拉罕用来烧烤祭献的羔羊在哪里。"上帝亲自准备了用来烧烤祭献的羔羊，我的儿子。"亚伯拉罕说道。他比阿伽门农更痛苦。他不是伦理英雄，而是信仰骑士。那是他自己与人无关的选择，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信仰骑士。对于刚刚三十岁的克尔凯郭尔而言，《或此或彼》使他在哥本哈根一时名声大噪。但是，《恐惧与颤栗》才是一部真正天才的作品。在这里，克尔凯郭尔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他全部思想的顶点，并在那里俯瞰了他几乎所有的思想问题。

　　站在亚伯拉罕那信仰的高峰，那无言痛苦的高峰，那恐惧与颤栗的高峰，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之间关于存在意义的对话就该结束了。正像亚伯拉罕，满怀无法证明的信仰和无处言说的痛苦，用血肉淋漓的行动去见证，见证那一切的过程，包括那最后的结果。在那最后的关头，什么结果都可能出现：既可能痛失爱子--并因而痛失一切，也可能是无法意料的奇迹，就正如在不可测知的无底深渊面前"绝望的一跃"，我们不知道其结局是死亡还是新生。这一精神境界乃是后世存在主义思想最深刻的渊源，也是后世基督教神学中一条最伟大的发端。而且，在这两者之间有着一种伟大的融合。克尔凯郭尔实际上指出，在大工业时代和大众社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实际上意味着成为一个基督徒，始终并且只能依靠一种无法证明的激情、一个无法证明的信仰、一个超越一切的上帝，在人群中可能受尽辱骂和嘲笑，但始终坚定不移。从亚伯拉罕的存在高度，克尔凯郭尔实际上完成了关于美学、伦理和宗教三种人生的讨论。如果把个人定义为上帝(永恒的实在)面前的自我虚无，那么，宗教的人将通过他所遭受的苦难，以及这苦难与自我虚无的对比，领会到自己的存在；正如亚伯拉罕，宗教的人位于存在的极限。伦理的人也有这种对比，但对比的依据实际上是人群(社会)的约定俗成；他被掩盖在存在之中。美学的人也能看到这种对比，但他是从存在之外看到的；美学的人不在存在之内。在这三个人生层面之间，不存在能让人据以"思想"的判断标准。从一种层面到另一层面的转变，只能根据个体自己的选择和能力，只能是个体自己的"一跃"，而从伦理人生向宗教人生的转变，只能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绝望的一跃"。从亚伯拉罕的高度，克尔凯郭尔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后精神分析学的领域，提出了有关常态神经症、正常与反常、健全与疯狂、天才心理学、艺术创造心理学、大众社会心理批判等一系列问题。

　　只是，所有这一切，在这部天才的著作中尚未得到展开。也许，理论的透彻表述还需要锤炼。也许，这部著作"辩证的抒情诗"的形式掩盖了其中的理论锋芒。也许，这位已经开始自我发现的青年，为自己的天才所惊喜，而陶醉于热情洋溢的表达。 也许，当他正创造于此岸和彼岸之间一个险峻的决口，全部痛苦的人生也随着天才的思想一泻千里：他孱弱畸零身心破碎的一生，他的父亲，他的蕾琪娜……的确，至少从他笔下亚伯拉罕的故事中，我们既看到他对父亲的深刻思考，也看到他对蕾琪娜"仅存一念"的希望。

　　也许，他在创造的激情中，仿佛看到自己就是以撤，正站在一位拔出刀子的父亲面前，--那肯定不是他的生父?那是另一位神秘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