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天缺乏诗人所必需的语言天赋，后天缺少诗人所必需的自觉意识。27年来，我写诗基本上是一个自发过程，几乎所有的诗都来自窘迫的生活和工作之际偶然的冲动；数量很小，积累颇慢；所用的语言，跟我这个人一样，常常显得笨拙、不谙世理。有时，一个朦胧的冲动或意象产生出来，我没有能力把它固定在成熟的语言中，便将其流放在乱七八糟的草稿纸上或头脑深处，直到它艰难地获得我所认为的成熟。例如《苍茫时分》一诗，最初的意象产生于1980年，最后成熟于1992年，其间，我也从26岁的青年变成38岁的中年人了。

　　1985年，《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刘东和我负责分编文学部分，我将当时自己比较满意的几首散文诗编成一组《他们·他》，署上笔名送交刘东编审。在不知道我就是作者的情况下，刘东编发了那组诗。观涛作为主编后来知道了此事，便希望我将自己认可的诗尽量选出（他本来就比较喜欢我的诗），在《走向未来》逐期发表。

　　我至今不知道自己对还是错。即便在今天的眼光看来，《走向未来》仍是颇为大气的杂志，可我当时却由于说不清楚的偏执心理，未能接受观涛的建议。接下来的两年内，我曾两次将若干诗稿送交当时在《诗刊》的唐晓渡，晓渡则代为送审王家新先生处，结果都未被采用。晓渡认为，从我的诗中，他发现了"一种新的美学倾向"，而且，我在生活和大自然面前的虔诚令他感动，但我的诗总的说来少了些灵性。借用今天一位朋友的话：我的诗属于"粘性"文体；另一位朋友则认为，我的诗给她一种"密不透风"的感觉。还有一位朋友虽觉得"难以进入"，但声称发现了一种"偏僻之美"。这些话似乎印证了晓渡当年的判断。

　　回顾那段往事，既是一份交待和艺术上的自省，更想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十多年前就开始顺利发表诗作，那么我的诗歌写作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十多年来，写诗成了我的私人事件，几乎完全与公开发表无关。

　　从父亲1988年辞世算起，数年之内，我经受了一系列人生与文化的"shock"。及至1991年离开北京来到成都这座陌生的城市后，也迟迟没能完全恢复过来。大约从1992年初夏开始，转折来临了，我经历了诗歌写作的丰收时期，写出了一些令我自己十分感动的诗。1996年年底，我为写作《麦田里的人：凡·高》一书赴京查找资料，在阔别十余年之后（其间连通信也中断了），又见到晓渡，并带给他一份诗稿。晓渡初读诗稿后谈到两点基本印象：第一，内心体验十分敏感、细腻；第二，语言看上去未经锤炼，其实是精雕细琢。晓渡的理解让我深感安慰。

　　我挚爱诗歌，对自己的诗则完全称得上自恋，甚至到了神经质的程度。每次翻阅诗稿，总要为其中一些诗感到惊讶。常常，想到它们可能在出版之前便无声无阒地泯灭，就会无可名状地心痛。有时外出需乘飞机，便会格外担心，担心那些诗稿的生命。当然，我最终总能保持内心的宁静。我相信：诗就像蜡烛一样，在巨大的黑夜里燃烧，自会有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要穿过坟墓面对永恒，诗也一样。这是基本的全圆和基本的欣喜。

　　现在，我的诗集正式出版，这是更大的全圆和更大的欣喜，我内心充满感激。

（《林和生诗集》，作家出版社，1998年5月。）